文 | 杨其川

前些天，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的于文轩院长把他的最新译作《打造创新型国家》递到我手里时，笑着说：“你应该会喜欢。”

我们相识多年，有过几次坦诚的长谈。他了解我对制度、国家与未来的浓厚兴趣，也深知我对“创新”这个在公共话语中被不断消费、被贴上各种标签的词语始终保持着某种克制的警惕。所以，当他把这本书交给我时，我大约能猜到其中的深意。但说来颇感惭愧，因工作关系日常不得不在北京、厦门与龙岩三地之间辗转奔波，加上城市的节奏快得让人难以留下供思考停驻的缝隙，直到近日一个清晨，才终于得以从头到尾读完这部新译作。

海风掠过树叶，轻响如息。我在翻到第二章时忽然意识到：这本书真正讨论的，并不是技术，不是政策，也不是某一两个风口中的产业，而是一个国家如何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成长。

就在那一刻，近几年不断盘旋在我脑中的诸多问题似乎一下被串联了起来：我们以为技术改变世界，但真正决定技术命运的，是国家如何理解它；我们以为市场提供创新动力，但真正决定创新方向的，是国家面对未来的态度与想象力；我们以为制度是外在框架，但真正支撑制度演化的，是国家内在的心智结构。

一个国家如何学习？如何吸纳失败？如何承受长期任务的压力？如何在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中保持方向？这些问题，书中从未直接提出，却在阅读的空隙与案例的背后不断浮现，像隐线一样牵引着全书的逻辑。

正因如此，这本书对我而言，远不止是一部关于科技政策的著作，更像是一面照见国家成长能力的镜子——既照见国家能力的边界，也照见我们对未来国家应当成为何种形态的深层期待。

如果只从学术门类来归类，《打造创新型国家》大致属于公共治理与创新政策研究的交叉领域；但如果从问题意识来看，它触及的是一个更为根本的命题：在一个以“创新”作为普遍号召的时代，国家究竟应该如何行动，才能真正成为创新的组织者，而不是旁观者甚至阻碍者。

作者雷纳·卡特尔与埃尔基·卡罗来自爱沙尼亚—一个国土不大，却敢于用数字化重塑国家边界的小国。也许正因如此，他们并不以大国叙事的宏大姿态来谈论国家，而是从一个资源有限而被迫认真对待未来的小国视角切入：当市场无法承担长期任务，当企业无法组织跨代际协同，当技术突破越来越依赖复杂系统工程时，国家是继续停留在传统“守夜人”的角色，还是必须重新理解自身在创新中的位置？

本书最有力量的部分，正在于对这一角色的重估。它几乎在每一章都用不同的案例提醒我们：如果没有国家的长期投入、制度性支持与任务导向，互联网不会从军事实验室走向全球基础设施，半导体产业不会从实验台走向全球产业链，航天工程与生物技术不可能形成完整而稳健的创新生态。市场可以提供渴望、竞争与风险偏好，但市场很难独自承担需要几十年、跨部门、跨产业甚至跨代际才能完成的任务；企业可以冲锋在前，却无法在宏观层面统筹基础科研、关键设施与公共风险；科研机构可以产生知识，却无力将知识一体化为国家战略。本书并没有简单地回到旧式“国家万能论”，而是谨慎而坚决地指出：在当代创新格局中，国家不是可有可无的环境变量，而是必须被重新理解为面向未来的任务组织者。

为此，作者提出了若干关键分析视角：任务型治理、跨部门协同机制、制度的嵌入性与组织韧性。所谓任务型治理，并不是简单地为国家再列一张“任务清单”，而是要求国家在治理方式上完成一次结构性转向：从对既有秩序的被动维护，走向对未来重大问题的主动组织；从以部门为边界的科层治理，走向以任务为中心的跨边界协同；从短期绩效导向的政策循环，走向长期使命驱动的战略耐心。这一转向看似技术性，实则极具政治与心智含义—国家不再只是问“如何维持运转现有系统”，而是要问“为了应对新的技术—社会结构，我们需要怎样的制度形态和组织方式”。

本书的理论贡献之一，就在于把“创新”从一个被简化为技术投入或市场激励的问题，重新嵌入“国家能力如何重构”的大框架之中。在作者看来，创新并不是孤立的科研行为，而是国家能力、制度设计与组织方式共同塑造的结果。一个国家是否具有创新能力，不在于它是否喊出“创新驱动”的口号，而在于它是否已经形成了这样的结构性能力：能否设定清晰且具前瞻性的任务，能否跨越部门利益与官僚边界组织起复杂系统工程，能否在长周期投入中经受政治周期的起伏，能否在失败与挫折中保持学习与修正。

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该书的优点与局限也同时浮现出来。作者非常细致地描述了创新型国家在制度层面的必要条件，却相对克制地停留在“结构”层面，对这些结构背后的“心智前提”着墨不多。比如，一个国家为什么能承受长期任务的政治压力？为什么有些政府能够容忍反复失败并把失败视为学习过程，而另一些政府则一遇挫折便彻底转向？为什么有些行政体系能够在复杂与不确定中维持一种开放的学习姿态，而另一些体系则迅速退回到防御性的科层主义？这些问题在书中以“制度韧性”“学习能力”等概念的形式若隐若现，却并未被系统展开。

在这里，我不得不引入一个书中没有、却在我阅读时不断浮现的概念来作为补充—国家心智。必须强调，国家心智并非原著术语，而是我作为读者、评者在理解本书时形成的一条更高维问题线索。所谓国家心智，既不是某个领导人的个人智慧，也不是公务员队伍的平均素质，而是一种分布在制度、文化与组织实践中的集体认知结构：一个国家如何理解未来，如何理解风险，如何看待失败，如何处理时间，如何面对复杂性，如何在多元利益与长远目标之间做出抉择。

制度决定国家“能做什么”，而国家心智则决定国家“敢做什么”“愿做什么”“坚持做什么”“在什么条件下停止做”。制度可以通过法律文本、组织结构与政策工具被明文规定出来，而国家心智更多以一种隐性的方式存在于政治文化、行政习性、社会期待与历史经验之中。很多时候，我们能看到改革方案，能看到投资数字，能看到组织图，却看不到这些改革、投资与组织背后那套更深层的“心智设定”—即这个国家究竟如何理解自己与未来的关系。

也正因此，我在阅读本书时的一个强烈感受是：作者已经为我们充分展示了创新型国家的“骨骼与肌肉”，但对于驱动这些骨骼与肌肉运作的“神经系统”—国家心智—视若未见，戛然而止。比如，任务型治理的前提，是国家愿意承认自身并不掌握所有答案，愿意召集科研界、企业界与社会组织共同探索未知，这需要国家从“控制一切”的心态转向“组织不确定性”的心态；容错机制的前提，是政治体系能够在短期舆论与长期价值之间保持一种合理的平衡，不把失败当作纯粹的责任问题，而理解为创新不可避免的代价，这需要国家从“零失误崇拜”走向“可承受失败”；跨部门协同的前提，是各部门愿意让渡部分边界，承认单一组织不可能在复杂系统中独享全部权威与解释权，这需要国家从“科层封闭”走向“结构开放”。

这些前提，本质上都是心智前提。制度改革越深入，就越会触及心智边界；创新任务越复杂，就越暴露心智局限。我们可以在纸面上设定更完美的任务型治理框架，但如果国家整体心智仍然囿于短期绩效、风险规避和路径依赖，那么这些框架只能以“文件形式”存在，而难以在现实中生长出真正的生命力。换句话说，制度的上限就是国家心智的上限；制度改革能走多远，取决于这个共同体在心智上是否愿意长大。

从这个角度回望《打造创新型国家》，它的贡献与边界就愈发清晰。贡献在于，它帮我们把“国家能力”重新做了结构拆解，指出创新不是某个部门的责任，而是一个由任务设定、制度协同、资源配置与学习机制共同组成的国家工程；边界在于，它并没有也不可能替任何一个具体国家回答：你是否具备接受这种结构的心智成熟度？你是否准备好为创新付出长期的时间、政治与心理成本？你是否愿意在不确定中保持开放，愿意在失败中保持学习，愿意在跨利益主体的拉扯中坚持共同的长远方向？

在这里，本书对我们带来一些启示。当前，中国正在经历从“秩序型国家”“发展型国家”向“创新型国家”转型的关键历史时期。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基础设施投资转向制度与心智投资，从“以快制胜”转向“在复杂中稳健前行”，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发挥好全球少有的政策动员能力与工程组织能力的优势，另一方面也要在短期指标与长期目标之间发生矛盾，部门利益与国家任务之间发生碰撞，以及制度惯性对创新生态产生钝化作用时及时进行协调治理，清醒而坚定地保持前行的方向。

在这样的背景下，《打造创新型国家》最值得我们重视的地方，并不在于它提供了多少可以照抄照搬的政策工具，而在于它反复强调了这样一种国家姿态：把创新视为一项长期任务，把失败纳入制度化容错，把协同看作治理常态，把学习当作一种国家能力。

从这个意义上，我更愿意把“创新型国家”理解为“学习型国家”：一个能够在技术变化、社会结构调整与全球格局重塑的过程中，不断更新自己的认知，不断调整自己的制度，不断提升自己面对未来的心智弹性与治理韧性的国家。所谓学习，并不仅仅是掌握更多知识，而是不断检讨自己的盲点，不断修正自己的路径，不断承认原有思维的局限并主动跨出一步。这种意义上的学习，既是制度之学，也是心智之学；既是有形之学，也是无形之学。

当我们以这样的视角重读《打造创新型国家》，会发现它真正重要的并不是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而是逼迫我们反问自己：“我们是不是一个愿意学习的国家？是不是一个敢于扛得住失败的国家？是不是一个可以忍受长期任务带来暂时不适的国家？是不是一个能在复杂系统中维持开放与耐心的国家？”这些问题，本书没有也不可能给出现成答案，但它让这些问题变得更加清晰。

回到起点，当我合上这本书时，心中仍然萦绕着最初的那个问题：一个国家如何成长？我的答案早已奔涌而出：不是领土面积的扩张，不是GDP数字的增长，而是心智的成熟；不是权力的集中，而是理解力的提升；不是手段的增多，而是对未来的把握更深一层。技术的速度可以很快，制度的调整可以很密集，但国家的心智成长往往缓慢而艰难，它却决定了一个国家能走多远、多稳、多久。

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来概括我对本书的阅读感受，大概会是这样：一个国家的创新高度，最终就是它的心智高度。《打造创新型国家》没有直接写下这句话，却用扎实的案例与严谨的分析，引导我们走到了这句话的门口。

接下来要不要推门而入，门后会看到什么，就不再是这本书能替我们完成的了，而必须由我们自己—作为某个国家的一员、作为这个时代的观察者与参与者—共同去回答。

（作者为《战略世界》执行主编）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报告》2025年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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