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丝绸之路，人们很容易想到它与贸易相关。实际上，伴随着丝绸贸易的，还有宗教、文化的传播，观念、技术的交流，军事、政治的纷争。它是人类长距离交通的最早尝试成果，是世界的早期缩影。从张骞出使西域到佛教东传，从伊斯兰商人与中亚城邦的兴衰到蒙古帝国的草原网络，丝绸之路将分散隔绝的地区，连缀成一个彼此交织、互动频繁的世界体系。

以下内容节选自《丝绸之路小传：一部世界史》，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丝绸之路小传：一部世界史》

作者：刘欣如

译者：史文轩

版本：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5年12月

西方和东方是如何联通起来的？

自从亚欧大陆上的先民开始学会打磨石器，并用其种植作物、驯养家畜时起，他们就以天山、阿尔泰、高加索山脉一线为界，渐渐演化出了两个不同的社会形态。在土地肥沃的南部地区，人们过起了农耕生活。而欧亚大草原上的人们仍然以驯养牛、羊、马等动物为生；他们夏天将畜群放牧在水草丰美、气候凉爽的山间，冬天则迁至更温暖的平原和谷地。一般来说，每个部落都按照自己固定的节律放牧和迁徙，然而也经常有些突发状况，让他们不得不打破固有的习惯，比方说异常的气候变化，或是与其他游牧部落或南部的农耕社群发生了政治冲突等。游牧部落的活动对于农耕社群始终构成着威胁，因为畜群会践踏庄稼，毁掉他们一年的生计。有时这些居无定所的部落们也会带着他们的牲畜向西亚和东欧方向迁徙，寻找更肥美的草地。

公元前600年前后，欧亚大草原上的人们开始掌握骑术，而到了公元前400年，与农耕社群北部交界的游牧部落学会了将骑马和射箭结合起来，在马背上建立起了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大约在这时，在这些骑兵出现之时，我们关于有组织的贸易活动和文化交流的故事开始了，因为正是这些活跃于欧亚草原上的游民们将西方和东方联通起来。

公元前5世纪，位于今天中国东部地区的七个农耕国家为了争夺霸主地位互相征伐。其中北方的秦、赵、燕三国还需要同时对付来自西方草原的游牧部落骑兵的频繁侵扰。这些部落会劫掠村庄和城镇，抢夺谷子、小麦和丝绸——前两者是中国北部主要的粮食作物，而丝绸虽然在中国颇为常见，对于西方草原上的牧民来说却是珍贵而稀有的宝贝。养蚕缫丝的技术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便已在中国出现；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周朝民歌中，提及丝织品的词句俯拾即是。

纪录片《从秦始皇到汉武帝》（2016）剧照。

来自草原的骑射手们有着速度和突然性方面的优势。为了保卫疆界，北方三国沿着山势筑起了城墙，试图将农业和游牧区域分隔开来。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意识到了游牧民族在战术和兵种上的优越性，对其军队进行了改革：他让士兵们像游牧民族的骑手一样开始练习弓箭技艺，并且改穿窄袖的袍服和裤装。大臣们纷纷反对这一政策，理由是他们视北方部落的游民为未开化的“蛮夷”，认为向他们学习是自贬身价的行为。赵国的重臣、赵王的叔叔公子成就曾说过这样的话：

臣闻中国者，圣贤之所教也，礼乐之所用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则效也。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道，逆人之心，臣愿王孰图之也。

虽然存在这些反对声音，赵国的军事改革还是坚持了下去，显著提升了国防水平。其他中国北部的国家也发现了这种游牧部落式的军队战斗力高于由战车和步兵组成的传统部队，于是也纷纷开始效仿赵国。

这些改革增加了对马匹的需求。农耕国家既不熟悉驯养技术，也没有放牧优良战马的牧场；只有在辽阔的草原上才能繁殖大量快速、强壮而又可以耐久的马匹。得到这样的好马并不容易。公元前3世纪，离中国西北边境不远处，位于天山北麓东部与吐鲁番盆地之间的月氏部落联盟崛起。他们长久以来就和中国的农耕民族保持着友好的通商关系，齐国相国、经济学家管仲（？―公元前645年）曾在他论述齐国经济的著作中提出，来自月氏（时称“禺氏”）的玉应该作为国家最高级别的货币形式：“……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

“丝绸外交”与长城的修建

自古以来，生活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就认为玉的价值高于金。他们统治者的墓葬中大多数的玉器都原产于和阗，位于今天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端的一片绿洲地带。古时候月氏一直在中国和中亚地区之间扮演着掮客的角色，所以到了战国时期，中国北部各国迫切需要良马来组建骑兵部队的时候，他们也就顺理成章地找到了月氏人。

月氏东边的蒙古大草原上生活着另一个强大的游牧部落联盟——匈奴。与月氏不同的是，他们和附近的农耕国家之间关系紧张，冲突不断。当秦国同时也是中国的首位皇帝始皇帝——“始皇”这个名字就是“第一个皇帝”的意思——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了七个相互交战的国家，建立秦帝国的时候，对他皇权威胁最大的势力就是匈奴。

秦朝以及之后的汉朝统治者们送给匈奴人大量绸缎和丝绵（一种熟丝制成的衬垫，对于在冬季的大草原上御寒很实用），用来买通他们，或是交换他们的马匹。其中一部分织物是高档的官制货，专门赠送给匈奴贵族作礼物的，但更多的是由农妇织造的普通料子。绸缎可以给匈奴人的皮裘镶边，而丝绵则用来填充被子和衣物。由丝绵絮成的衣物床褥不但暖和而且极其轻便，而精致的绸缎衣料则可以让大草原上的部落首领看上去比其子民更高贵。驱动这一早期的国际贸易活动的，是农耕和游牧民族两方面的统治精英们对异国新奇物品的渴求，而非出售本国产品的愿望。只有奢华而稀罕的外国器物才能最大化地彰显统治精英与其臣民在地位上的差异：匈奴首领将来自汉人的绸缎袍服分发给手下亲信，主要目的就是表明部落联盟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层级，巩固其重要追随者们的地位，使其保持忠心不二。在大草原上，丝织物成了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纪录片《从秦始皇到汉武帝》（2016）剧照。

除了“丝绸外交”之外，秦朝的皇帝还将之前几个北方国家筑造的城墙连成了一座长城，横亘在中国农耕地区与西北草原的边界上，以抵御匈奴的不断进犯。建造长城的劳动力由农夫和苦役犯构成。城墙上开有几个门，这些门附近就形成了集市，供农民和牧民们交换物资之用。在前来做生意的游牧民族中，有个姓倮的月氏头目通过贩卖良马发了大财。天山脚下的马匹要比匈奴马高大健壮，倮卖了很多匹这样的马给始皇帝以换取丝绸，之后又将丝绸转卖给大草原上的其他头目，得到了丰厚的报偿。据公元前2 世纪的历史学家司马迁记载，“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这笔巨大的财富很可能也让倮在其追随者中获得了更大的权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通过提供马匹这一关键的战略资源，月氏成为了秦王朝重要的盟友。

秦王朝（公元前221―公元前207年）实行严刑峻法的高压统治，并且热衷于建造包括长城在内的一系列极其耗费民力的大型工程，引发了社会动荡，最终导致其很快覆灭，被汉王朝（公元前202―公元220 年）所取代。汉代的统治者同样也面临着来自匈奴的军事威胁。王朝成立之初，由于国家刚刚经历了一场灾难性的内战，尚未恢复元气，因此在与匈奴的关系上完全处于守势。汉朝的开国皇帝汉高祖曾经在北方边境被匈奴军队围困，险些沦为俘虏。大片耕地荒芜，马匹短缺，皇室出行时大臣们只能坐在牛车上跟随，就连皇帝也无法乘坐四驾的仪仗马车。

“昭君出塞”与张骞出使西域

汉高祖以及其后的几位皇帝选择以外交手段对匈奴采取安抚式的“和亲”政策。他们将宗室女子（有些是民女冒充的）嫁给匈奴单于（首领）为妻，因为他们希望将来汉宗室女子的子孙继承单于之位之后，能够拉近匈奴与汉之间的关系。她们通常都携带大量丝织品和谷物作为嫁妆，匈奴首领则以马匹回赠其新任岳父。我们尚无法知道是否有哪位汉朝女子的儿子真的当上过单于，即使有过，也很难想象匈奴会因此就对汉王朝更加友好。然而和亲政策的确保证了一定时间内间歇性的和平，使长城两边的边境贸易得以发展。

《王昭君》（2007）剧照。

休养生息了六十余年之后，汉帝国已经足够强大，不需要再通过将女儿嫁给游牧民族来换取和平了，毕竟这在先皇们看来是一种屈辱的手段。不过“和亲”作为一种外交手段得到了后世的沿用：一个世纪之后，匈奴分裂成南北两部，南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向汉廷求公主为妻，以图通过姻亲关系形成联盟，共同对抗北匈奴。当时的汉元帝也想借机与南匈奴结好，便召集侍从，欲在后宫女子中挑选一位美人以公主名义出嫁。汉代的后宫中充满了全国各地选送来的美女，期望有机会得到皇帝的宠幸，成为宠妃。然而，大多数后宫女子终生都难见皇帝一面。而“有幸”得宠的女人，则可能在皇帝死后一同殉葬。王昭君是个才华出众却得不到赏识的美丽女子，觉得闭锁在宫门之内的生活难以忍受，宁愿远嫁到大草原上过艰苦的生活，于是自愿请行。元帝在她辞行出塞当天才第一次见到她的惊人美貌，想反悔留下她，但为时已晚。这门婚事的政治意义过于重大，不能随便毁约。

昭君出塞给汉和南匈奴都带来了很多利益。她使汉帝国和匈奴朝廷之间交流往来不绝，她的几个子女也倾向于与汉朝世代通好。尽管两国内部都产生了一些小的麻烦和冲突，总体上两国之间还是维持了几十年的和平状态。昭君娴于音律，善弹琵琶，因而一直思念故国宫廷的高雅文化。为了感谢她的勇敢和献身精神，中国人民将好几个地方以她的名字命名，还在她出塞经过的路上筑造庙宇来纪念她。她的美貌、才华、抛家离国的不舍、远居异邦的愁怨等，都成了文人钟爱的主题，在各种民间故事以及书画和戏曲作品中广为传扬。“昭君出塞”的故事至今还是丝绸之路上最动人的传说之一。

《王昭君》（2007）剧照。

她和之前的和亲女子们一起，将汉朝农耕文化传播到了草原牧民之中。两国贵族之间的通婚给中国北方边界带来暂时的和平，然而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间的战争和贸易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始终延绵不绝，尽管在这期间，无论是草原民族还是中原农耕文化都经历了数次兴衰变乱、江山易主。公元前140年继位的汉武帝是一个有才略的君王，登基后不久便主动对匈奴展开了攻势。他几度挥兵北上，从匈奴人手里夺取了大量的马匹和羊群，并将他们一直驱赶到了离中国西北边境很远的地方。然而匈奴人本来就是居无定所的游牧民族，也并不谋求征服汉人的土地或是长期占领其农田，过了几年便又卷土重来，对汉王朝的北方边境开始新一轮的侵扰。武帝意识到，他仍然需要与某个游牧部落结盟才能保证北境长久的平安。

武帝在其统治的初期，听说月氏与匈奴有仇，便欲派遣使节向月氏示好，与之共抗匈奴。但是前往西域路途艰苦、危险重重，显贵重臣们都不愿承担这个任务，只有一个小官张骞站了出来，表示愿意出使。跟随他西行的使团总计百余人，其中还有一名在大草原上出生的名叫甘父的胡人作向导。不幸的是，张骞和他的使团必须穿越匈奴控制的领土才能到达月氏，而他们一进入匈奴境内就被擒获了。张骞被迫滞留在匈奴达十年之久，随着部落辗转迁徙，还在匈奴娶了妻生了子，但他却一直保留着象征其汉朝使节身份的旄节没有丢弃，终于在十年后找到机会逃离匈奴营地，来到了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大宛国王派人将其护送到了康居（今乌兹别克斯坦的索格底亚纳地区），使他终于在公元前129年从康居辗转到达了位于阿姆河畔的月氏王庭。

大约在公元前130年左右，匈奴击败了中国素来的盟友月氏。在草原上，一个部落联盟军力强弱的衡量标准，是看他们拥有多少弓骑兵，而匈奴的三十万成年男子全数可以上马战斗。得胜的匈奴单于杀死月氏的首领，将他的头骨做成了酒器——这是草原游牧民族中炫耀胜利的常见做法。惨败的月氏部落联盟被迫离开他们的故乡（位于今新疆境内），穿越天山以北的草原，去了巴克特里亚。途中有一些月氏人的支脉没有随大部队迁徙，留在了天山以东，也有另一群人在通向大宛的路上住了下来。然而拥有十几万弓骑的月氏部落主体最终到达了今天的阿姆河（希腊人称之为欧瑟斯河）北岸。大约两个世纪之前，这个区域曾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过，在公元前4世纪成为希腊殖民地，被希腊人命名为巴克特里亚。

原文作者/刘欣如

摘编/何也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