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解放战争进入了三大战略决战阶段。从歼敌人数来看，淮海战役歼灭了约55万敌军，平津战役歼敌52万，而辽沈战役歼敌47万。按这一数字来看，辽沈战役的敌军伤亡最少，似乎战果不如前两场。但是，辽沈战役的战略意义却远远超过了其他两场，决定性作用非同寻常。

首先从战略层面来看，解放战争初期，我军处于全面守势，兵力对比极为悬殊。解放军的正规军有127万，而国民党军有430万。即便是最乐观的指挥官，也会深感战争形势异常严峻，压力巨大。国民党军依仗美械武器和较强的社会经济基础，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意图速战速决。然而，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军依然并非没有希望，关键在于东北的布局。要想改变全国的战局，必须在至少一个战略区域占据军事、后勤和民心的优势，而东北成为唯一可能实现这一目标的地方。因为自1945年8月起，东北成为了相对的真空地带。日本在此驻军十多年，导致国共两军在该区域的力量薄弱。解放军曾领导过东北抗联，但由于长期的艰苦作战，几乎损失殆尽，1945年仅剩下周保中从苏联带回来的几百人。

然而，二战结束后，日军战败投降，我方获得了两大有利条件：一方面，在全面抗战时期，八路军主力长期在华北、山东一带作战，拥有广泛的根据地和充实的部队，而国民党军主力则在西南地区收缩。显然，我军更靠近东北，可以更快地向东北部署。另一方面，东北与苏联和朝鲜接壤，意识形态接近，且苏联与我党关系良好，未来我军在东北的战斗和生存条件相对较为有利。

如此有利的局面怎能不加以利用？在军事战略上，我们拥有一条明确的胜利之路。解放战争的胜利之道就是占领东北、在东北立足并发展壮大，而其他战区部队则起到牵制和支援作用，最终确保四野大军能够进入关内，形成拳头力量，从北向南逐步解放全中国。这是我军主动设计的战略逻辑，只有实现这一战略，胜利才是必然。从1945年起，军委就开始调集精锐部队进入东北，特别是来自山东和晋察冀等老根据地的部队，这些部队底子较厚，成为开发东北的核心力量。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后来的名将，都在中央红军时期开始他们的军事生涯。大量经验丰富、经过严酷考验的优秀军官被集中派往东北，充分激发了部队的战斗力。辽沈战役的胜利正是对这一战略部署的成功兑现，因此其战略意义与其他两场战役相比更为重大。

从战争进程来看，辽沈战役的胜利标志着人民军队首次解决了一个大战区的解放问题。并且，这一战役完全由东北野战军的主力部队完成，其他战区的部队虽然起到牵制作用，却没有直接参战。这种尚有余力的态势，不仅在东北产生了深远影响，还对国民党高层及其各战区部队造成了巨大的心理打击。例如，辽沈战役结束后，无论是华北还是华东战场的国民党军，都对未曾入关的东北野战军产生了深深的畏惧。国民党军知道，东北的近百万精锐部队装备精良，作风顽强，任何时候进入其他战场，都会对他们形成巨大的威胁。正因为如此，连傅作义等军事能力较强的国军将领，在平津战役期间也屡次出现误判，最终导致大败。平津战役中的52万国民党军几乎全军覆没，其中大部分是起义投降的，特别是解放北平时，25万国军主动投降，接受改编。这一切证明了辽沈战役的直接影响：我军能够调动百万人参与华北作战，敌人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不得不选择投降，而东北野战军的威慑力也让国军心生畏惧，很多时候不敢与我军硬碰硬。

与辽沈战役相比，平津战役我军的军事优势极为明显，这场战役更多体现了战略上的压迫与博弈，强调的是打结合的智慧。而淮海战役则被后世高度评价，堪称神奇。因为这是解放战争中的唯一一场我军以少胜多的战役，60万对80万，华东野战军和中野部队通过巧妙的战术吃下了夹生饭，几乎消灭了蒋军在江北的主力。但淮海战役的精髓不仅仅在于硬吃夹生饭的决心，更在于从中央到野战军的统帅及高级指挥员的战术设计，采取切割包围、逐次歼灭的战术，尤其在碾庄、双堆集、陈官庄等地，打出了极具艺术性的围歼战。

从军事艺术的角度，淮海战役可能是三大战役中最具技巧性的一场，但如果从决定性来看，淮海战役略显逊色。假如淮海战役未能取得55万敌军的战果，国民党军的残余力量会集中向江南撤退，之后的渡江战役和追歼作战难度会增加，但战争结果大概率不会改变，只是解放全国的时间可能会推迟。相比之下，辽沈战役的胜利，虽然歼敌人数较少，但却彻底改变了全国战局。解放军与蒋军的兵力对比，已从战前的127万对430万，逆转为300万对290万。若辽沈战役没有取得胜利，局势将大大不同，特别是平津战役，傅作义的实力和经验不容小觑，解放华北的战斗可能还需要更多时间。 因此，在三大战役中，辽沈战役无疑是最为关键和决定性的。如果淮海战役发生在辽沈战役之前，并且取得同样震撼的战果，消灭蒋军在华东和中原的主力，那将彻底打垮敌人，战争的胜负会更加迅速地分出。如果是这样，淮海和辽沈二者的战略地位和决定性可能会发生变化，甚至可能会改变原本的战争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