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是一段最为黑暗乱世。

五代十国的称谓出自《新五代史》，五代是指唐天祐四年（907年）唐朝灭亡后依次定都于中原地区的五个政权，即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而十国则是指同时期并存的十余个地方政权，即前蜀、后蜀、南吴（杨吴）、南唐、吴越、闽国、南楚（马楚）、南汉、南平（荆南）、北汉等十个中原地区之外存的割据政权。

五代十国最为特殊引人注目的当属南平（荆南）。

这个政权在历史书上常常被忽略，因为它的占地面积实在太小，领土仅包括今天的湖北荆州一带。可就是这块巴掌大的地方，却神奇地存在了四十余年，历经四代君主，直到北宋初年才最终归附中央政权。

在群雄并起、大国环伺的混乱时代，荆南就像一个顽强的小草，在夹缝中求生存，却始终屹立不倒，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生存智慧？

公元907年，唐朝正式灭亡，朱温建立后梁，开启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五代十国时期。

这一年，北方藩镇割据，南方群雄并起。荆南在历史舞台上登场的时候，几乎没有人看好它的前景。

根据《新五代史》记载，荆南的首任统治者是高季兴。他原本是汴州富商李让的家仆，因李让成为朱温的养子而得以进入军界。

高季兴出身卑微，却颇有才干。他随朱温征战，逐渐崭露头角。907年，朱温任命他为荆南节度使，治所在江陵（今湖北荆州）。

当时江陵是什么状况呢？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描述道：“江陵自唐末大乱，人物凋敝，城郭不修，户不满万。”

这确实是一幅衰败景象。自唐朝末年黄巢起义以来，荆南地区屡经战火，人口锐减，经济凋敝。城墙残破不堪，城中居民不到一万户，也就是最多四五万人。

更要命的是，荆南的地理位置极其险恶。它位于长江中游，北有中原王朝，西有前蜀，东有吴国（后来的南唐），南有楚、南汉等政权，可谓是“四面受敌之地”。

面对如此困境，高季兴是如何做的呢？

这位草根出身的节度使展现了他过人的生存智慧。他知道自己实力弱小，无法与任何一方抗衡，于是采取了一套独特的外交策略：奉中原王朝为正朔，同时对周边所有国家称臣纳贡。

简而言之，就是“谁强就跟谁混”。

高季兴对后梁称臣，接受后梁封爵，同时向南方的楚、吴等国也表示友好。他还遣使向西蜀、南汉等国朝贡，并娶吴国公主为妻，建立姻亲关系。

这样一番操作下来，荆南虽然弱小，却为自己赢得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各个大国都不愿轻易攻打这个“友好小国”，而高季兴则利用这些关系，悄悄发展自己的实力。

高季兴在位期间，最大的一次冒险是在后唐灭后梁之后。

923年，李存勖建立后唐，取代后梁。高季兴此时面临一个选择：继续效忠后梁残余势力，还是投靠新兴的后唐政权？

这个决定至关重要，选错一步，荆南可能立即覆灭。

高季兴展现了他的敏锐判断力。他亲自前往洛阳朝见李存勖，表忠心、献贡品。后唐皇帝李存勖大为欣喜，不仅继续让高季兴担任荆南节度使，还加封他为南平王。

从此，“荆南”又被史书称为“南平”，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历史文献中称“荆南”，有些称“南平”的缘故。实际上，两者是同一个政权。

然而，高季兴的审时度势并非没有限度。927年，后唐内部发生政变，明宗李嗣源即位。高季兴见中原政局动荡，判断后唐力量减弱，便起了扩大地盘的心思。

他出兵攻打后唐的归、峡二州（今湖北秭归、宜昌一带），希望扩大荆南的领土范围。这一冒险举动引起后唐的强烈反应。928年，后唐联合楚军围攻江陵。危急关头，高季兴展示了他强大的求生欲——派人向吴国求救。

吴国出兵支援，加上天降大雨导致道路泥泞，后唐军队粮草不济，只得撤军。荆南逃过一劫。经此一役，高季兴更加清楚认识到荆南的极限。他告诫子孙：“我本梁臣，又事唐室。今四邻皆强敌，我以三州之地处其间，非有奇谋不足以存。汝等当善事大国，不可妄动。”

这里的“三州之地”指的是荆南的核心区域：江陵、峡州、归州。这个巴掌大的地盘，在高季兴看来已是极限，不能再贪图扩张。

928年底，高季兴病逝，享年七十一岁。临终前，他将儿子高从诲叫到床前，反复叮嘱：“善事大国，保境安民”。这句话，成为荆南此后三十余年的基本国策。

高从诲继位后，完全继承了父亲的遗训，甚至走得更远。

他知道，荆南处在中原王朝、西蜀、吴、楚四强的夹缝中，任何一方都能轻易消灭自己。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谁也不得罪，谁都讨好”。于是，高从诲向所有周边政权称臣朝贡。对后唐，他上表称臣；对吴，他遣使朝贡；对西蜀，他送上珍奇异宝；对楚，他也保持友好往来。

这一行为在当时引起了不少非议。据《资治通鉴》记载，许多人对高从诲的“无耻”行为嗤之以鼻，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高赖子”。但高从诲毫不在意。他深知，在乱世中生存，尊严远没有生存重要。他曾私下对亲信说：“四方皆天子，吾独何人，敢不称臣？且诸侯称帝者，吾皆北面事之，何损焉？”

意思是说，周围都是皇帝，我一个小小的节度使，怎么敢不称臣呢？况且我向称帝的诸侯都北面称臣，又有什么损失呢？这种“务实”的外交策略，使荆南获得了宝贵的和平发展时间。高从诲在位期间，荆南基本无战事，经济有所恢复，人口也缓慢增长。

937年，南唐取代吴国；947年，后晋灭亡，后汉建立。中原王朝频繁更迭，南唐、后蜀、后汉等政权兴起，但高从诲始终能灵活应对，及时调整外交关系。他就像一个精明的商人，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不断寻找平衡点。

947年，后汉建立，高从诲立即遣使朝贡。后汉高祖刘知远对荆南的“忠诚”十分欣赏，加封高从诲为南平王，承认他对荆南的统治。这是荆南政权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从这时起，中原王朝默认了荆南事实上的独立地位，不再视其为普通的地方藩镇，而是将其作为“国中之国”对待。

高从诲的长袖善舞为荆南赢得了二十多年的和平。948年，他在位二十一年后病逝，终年五十八岁。

临终前，他同样叮嘱儿子高保融：“我靠事奉大国得以保全宗庙社稷，你要继承我的做法，不要改变。”

至此，荆南的生存之道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承认自身弱小，不图扩张；对各方都表示友好，不结深仇；灵活调整外交政策，随形势变化而变化。

高保融继位时，天下格局又发生了变化。950年，后汉被后周取代；951年，楚国被南唐所灭；953年，后蜀与后周关系紧张......面对新的局势，高保融采取了比父亲更加谨慎的态度。

他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后周太祖郭威上表称臣。郭威欣然接受，并加封高保融为荆南节度使、南平王，使荆南与后周的关系更加稳固。

955年，后周世宗柴荣继位，励精图治，国力日益强盛。高保敏锐察觉到了这一趋势，更加紧了对后周的依附。

据《宋史》记载，高保融每年向后周进贡的财物“数倍于前”。他还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后周都城汴京（今开封）为质，以示忠诚。这种极度恭顺的态度，使荆南在后周时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安全保障。

然而，高保融的谨慎也导致了一些问题。由于过度依赖外交手段，荆南的军事力量逐渐衰弱。军队缺乏训练，装备落后，几乎没有什么战斗力。

有一次，高保融视察军队，发现士兵军容不整，武器生锈，不禁感叹：“吾所以得全，非甲兵之利，乃事大之诚也。”意思是说，荆南能够保全，不是靠军事力量强大，而是靠诚心事奉大国。

这话道出了荆南生存的本质，但也暴露了其软肋——一旦外交手段失效，荆南将毫无还手之力。

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北宋。消息传到江陵，高保融立即派人前往汴京祝贺，并表示愿意继续臣服。

赵匡胤对荆南的态度十分满意，但这位雄心勃勃的开国皇帝，心中已经开始盘算如何统一天下，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

高保融似乎预感到了什么。961年，他病重不起，临终前召见弟弟高保勖，说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我死之后，赵氏必有一统之志。汝当审时度势，勿使祖宗基业毁于一旦。”

这位荆南第三任君主在位的十三年间，以极度谨慎的态度保全了荆南的独立地位。但他也清楚地认识到，随着北宋的崛起，荆南的生存空间正在缩小。

高保融去世后，其子高继冲年幼，按照惯例由其叔父高保勖暂时代理政务。

高保勖性格与其兄不同，他颇有文采，喜欢文学，但缺乏政治远见。在位期间，他不修政事，沉溺于享乐，导致荆南内部出现了一些问题。

更关键的是，高保勖对外部形势的判断出现了偏差。他没有意识到北宋统一天下的决心已经不可阻挡，仍然沿用过去的外交策略，以为只要继续称臣纳贡，就能维持荆南的独立。

963年，北宋已经开始实施统一战略。赵匡胤采纳了“先南后北”的策略，准备先消灭南方的割据政权。

这一年，湖南的周行逢去世，其子周保权继位，内部发生叛乱。周保权向北宋求援，赵匡胤立即派兵南下。北宋军队需要经过荆南境内，这给高保勖出了一个难题：是让路还是不让？

不让路，等于直接与北宋为敌；让路，北宋军队可能顺势占领荆南。经过激烈讨论，高保勖最终决定允许宋军过境。

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北宋军队进入荆南后，发现这里防务空虚，军备废弛，完全不堪一击。领军大将慕容延钊当机立断，分兵控制江陵各要地。等荆南方面反应过来时，北宋军队已经完成了对江陵的包围。高保勖惊慌失措，不知如何应对。

这时，一位名叫孙光宪的老臣站了出来。他是荆南三朝元老，历经高从诲、高保融、高保勖三朝，对荆南的处境有清醒认识。

孙光宪对高保勖说：“中国自周世宗时，已有混一天下之志。今宋受禅，规模益远。吾地狭兵寡，不足抗也。不若早归土地，免动干戈，则百姓安堵，公亦不失富贵。”

这番话点明了要害：北宋统一天下是大势所趋，荆南地小兵弱，根本无法抵抗。与其被打败消灭，不如主动归附，这样百姓可免战火，高氏家族也能保住富贵。

高保勖犹豫不决。他想召开会议讨论，但北宋军队已经兵临城下，没有时间了。

无奈之下，高保勖决定采纳孙光宪的建议，派使者向北宋表示愿意归顺。但他要求保留高氏家族的地位和财产，并给予一定的优待。

慕容延钊将这一要求上报赵匡胤。赵匡胤考虑到荆南是主动归附，为了给其他割据政权树立榜样，他同意了高保勖的要求，承诺保障高氏家族的安全和财产。

963年二月，高保勖率荆南官员出城投降，北宋军队和平进入江陵。存在了四十余年的荆南政权，就此终结。

但故事还没完。高保勖在归降后不久就病逝了，他的侄子高继冲成为高氏家族的代表。

赵匡胤履行了承诺，封高继冲为武宁军节度使，并给予丰厚赏赐。高继冲后来在北宋朝中任职，于973年去世，得以善终。

荆南的和平归顺，为北宋统一南方开了好头。此后，赵匡胤利用同样的策略，先后消灭后蜀、南汉、南唐等政权，到976年赵匡胤去世时，除了北汉和吴越，南方基本统一。

回顾荆南四十余年的历史，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个巴掌大的政权能够在强敌环伺中生存这么久？

首先，荆南的地理位置虽然险恶，但也是各方势力的缓冲地带。中原王朝与南方各国之间需要一块中立区，荆南恰好扮演了这个角色。

其次，荆南统治者清醒认识到自身实力的局限，不追求扩张，而是专注于保全已有地盘。这种务实态度避免了与大国直接冲突。

第三，灵活的外交政策是荆南生存的关键。高氏家族擅长审时度势，及时调整对外关系，始终与最强大的势力保持良好关系。

第四，荆南的统治者懂得“示弱”的艺术。他们从不展示武力，而是强调自己的恭顺和忠诚，使大国觉得消灭这样一个“无害”的小国得不偿失。

最后，荆南的和平归顺，也是其生存智慧的体现。当北宋统一大势已定，抵抗已无意义时，高保勖选择了主动归附，保全了百姓免遭战火，也使高氏家族得以延续。

荆南的历史启示我们：在复杂的竞争环境中，小国或弱小的组织不一定非要硬碰硬。认清自身定位，灵活调整策略，有时反而能够获得长久的生存空间。

这种生存智慧，不仅适用于国家，也适用于个人和组织。在面对强大竞争对手时，不一定要正面抗衡，可以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发挥独特优势，在夹缝中求发展。

荆南虽然最终消失了，但它的生存之道，却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在五代十国那个大动荡、大分裂的时代，荆南像一个顽强的生命体，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走过了四十余年的风雨历程。

毕竟，生存本身就是一种智慧，而适应变化、顺势而为，则是这种智慧的最高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