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元年（1567年），严嵩在历史舞台上彻底谢幕，这位在嘉靖朝权势熏天二十年的首辅，在孤苦与病痛中死去。对百姓和士林而言，这是大快人心的结局。

可换个角度去想，又不免生出疑问，以他的老谋深算，为什么不早点投靠裕王朱载坖，也就是未来的明穆宗？若真早早布好后路，结局或许并不会如此凄惨。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从嘉靖帝本人的性格和政治生态谈起。嘉靖帝朱厚熜的继位，本身就是一场意外。明武宗朱厚照早逝且无子，兴献王之子朱厚熜才得以入京承统。这样一步棋，让原本远在外藩的王爷突然坐上了皇位。

为了稳固地位，嘉靖帝用“大礼议”震慑群臣，彻底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可在立储问题上，嘉靖帝的态度却极不明确，这给群臣留下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嘉靖十三年，他的长子朱载基出生，两个月后意外夭折。道士陶仲文顺势提出“二龙不相见”的说法，说皇帝是真龙，太子是潜龙，二龙同宫必有一伤。

荒唐是荒唐，但对嘉靖来说，这话击中了他的心思。他半信半疑，心里却埋下了迟迟不立太子的理由。

此后几年，嘉靖陆续有了几个儿子出世。次子朱载壡生于嘉靖十五年，几个月后，三子朱载坖和四子朱载圳接连出生。再往后，又添了几个孩子，可惜都没活过三岁。

嘉靖十八年，他立朱载壡为太子，同时封朱载坖为裕王，朱载圳为景王。表面上秩序井然，可到嘉靖二十八年，年仅十四岁的太子薨逝，一切重新变得扑朔迷离。

太子之死，让“二龙不相见”的说法愈加深入人心，嘉靖愈发坚信不能轻易立储。他只剩下裕王和景王，却迟迟不做明确选择。

这样的局面，让大臣们陷入两难，是继续唯皇帝马首是瞻，还是提前押注未来的储君？任何一个选择都可能带来杀身之祸。

对大臣而言，立场只有三种：完全不参与，做“纯臣”；一心讨好当朝，把储君晾在一边；或者提前笼络储君，谋求“从龙之功”。

可在嘉靖朝，最后一种几乎是死路。皇帝不仅迟迟不立太子，还刻意压制儿子。裕王母亲杜康妃去世，葬礼极为简陋；裕王长子、妻子也相继离世，裕王府笼罩在恐惧之中。

景王虽稍得宠爱，但任何臣子若表现出过度亲近，都会被视为“潜通东宫”。嘉靖三十一年、三十五年两次大狱，动辄数十人被杀或流放，罪名正是如此。

在这种环境下，严嵩怎会冒险？他的政治逻辑很清楚，自己的权力完全依赖于嘉靖的信任。即便他建立了庞大的“严党”，甚至连儿子严世蕃都能恣意妄为，可一旦皇帝翻脸，这张网络立刻土崩瓦解。他看得明白，所以从不在储君问题上多费心思。

嘉靖的手腕也让群臣心惊，他善于扶植和打压来保持平衡。张璁因“大礼议”受宠，却因跋扈被弹劾后迅速失势；夏言得宠时，嘉靖又拉拢严嵩牵制；等到严嵩借刀杀人，把夏言整死，自己坐上首辅，嘉靖又推徐阶制衡。

嘉靖的核心逻辑，是让任何一个首辅都不能独大，他需要的是一个随叫随到的“工具人”，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宰相。

严嵩正好符合这个标准，他懂得察言观色，能调整自己的立场，满足皇帝的喜好。大礼议期间，起初他与群臣一样反对皇帝把兴献王上庙号，但皇帝一发怒，他立刻转向，不仅附和，还细致拟定礼仪，令嘉靖满意。

那一刻，严嵩彻底明白了官场的规则：皇帝才是唯一的依靠。此后，他更加坚定地走上“柔媚逢迎”的道路。

也有人说，严嵩错过了和裕王建立关系的时机。其实机会并非没有，庄敬太子去世后，景王因聪慧伶俐，确实更得宠，许多大臣也愿意暗中投其所好。

裕王反倒孤立，甚至连应得的赏赐，都要靠给严世蕃行贿才能到手。但严嵩不会冒险，因为他明白，一旦皇帝察觉自己有意倾向裕王，哪怕只是虚情假意，也可能立刻身败名裂。

嘉靖三十一年，裕王开始陆续得到讲官辅导，其中包括后来赫赫有名的张居正、高拱。同一年，徐阶也进入内阁，这些人全都成了裕王的支持者。

再往后，景王因流言被外放，裕王逐渐稳住地位。可那时严嵩已是风烛残年，且被清流群体视作大奸巨蠹，就算他想转身也来不及了。

除了外部环境，严嵩本人的性格也决定了他不会“投资未来”。年轻时，他并非奸邪之徒，诗文俱佳，《钤山堂集》在当时广受推崇。只是在正德年间的黑暗政治里，他看清了生存之道。

嘉靖即位后，严嵩终于抓住机会，用迎合的方式换取信任。久而久之，这种生存策略成了习惯。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眼前的安稳，而不是遥远的未来。

再加上严嵩本性贪婪，若只是单纯的“媚上”，顶多算个佞臣。可他和儿子严世蕃贪腐成风，把国家利益视若无物。若要在裕王身上下注，不仅风险极高，收益也不确定。

相比之下，紧紧抱住嘉靖这棵大树，才是更现实的选择。

等到裕王真正显露出继承优势时，严嵩已被架空。他在嘉靖四十一年倒台，两年后景王病死。等到嘉靖末年，裕王已是事实上的储君。可到那时，严嵩再也没有机会通过“结储”来翻盘。

严嵩不去结交裕王，并非眼光短浅，而是明白在嘉靖一朝，唯一安全的策略就是全力取悦皇帝。他的政治逻辑，不是为未来布局，而是顺应当下。

这种选择让严嵩掌权二十年，也让他在失宠后迅速坠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