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年来，各种人格测试频繁刷屏微信朋友圈。从MBTI到九型人格，我们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渴望用标签来定义“我是谁”。加拿大学者、著名科学史家与科学哲学家伊恩·哈金（Ian Hacking）的跨学科经典《重写灵魂：多重人格与记忆科学》就颠覆性地解读了关于记忆与人格的既定事实。12月6日，该书中文版的出版方特别邀请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陈晋老师做客“学习读书会”，解读哈金一针见血而充满关怀的思考，探索引人入胜的记忆与人格话题，重新审视所谓的科学真相，遇见更加丰富、多元的未知自我。本文为讲座分享内容的节选。

讲座现场

今天我们开始的话题是MBTI。我们生活在一个喜欢给自己和他人贴标签的时代，这种现象当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但在当下，它所反映出的特殊症状体现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意识，值得我们深思。这是第一部分的内容。第二部分则是主要探讨“多重人格障碍”这一主题。这是一个曾经属于精神病学的专业词汇，在100多年的历史中，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末，它曾一度流行，但现在已经不再使用。伊恩·哈金的书主要追溯了这一现象为何流行以及为何消失，我认为这是一个知识考古学或者谱系学的研究。第三部分与伊恩·哈金书的副标题有关，即“多重人格与记忆科学”。英文翻译的是“sciences”，即不仅仅是一个记忆科学，而是多个记忆科学的呈现，就是把记忆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以及在这样一种实证研究的背后，有一种记忆的政治。我认为这对于我们当今的许多议题，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极具启发性，值得深入探讨。

《重写灵魂：多重人格与记忆科学》，邹翔、王毅恒/译，上海书店出版社·也人，2025年8月版

我们就先从这个标签时代开始。其实要理解伊恩·哈金所讲的“多重人格与记忆科学”的问题，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涉及一些非常切身的体验。虽然乍听起来可能有些不可思议，但实际上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只需要回想一下，是否曾经尝试过回想自己是怎么来到这个地方的，或者今天早上吃了什么，昨天做了什么，甚至十年前的自己正在做什么，等等。我们每个人都在不断地回溯和反思自己的经历。然而，不论记忆力如何，我们都会意识到一个问题：记忆是存在断裂的。没有人能像摄影机那样记录下所有瞬间，因此，我们无法回忆起所有的细节并将它们无缝对接，形成一个完美的个体。如果各位有写日记的习惯，或许会发现，当你翻阅几年前甚至少年时期所写的日记，会感到非常尴尬，你会问自己，怎么会写出这种东西？或者当你回看自己当年发的QQ空间时，也会有类似的感觉。这些文字确实是自己写下的，但又会让人感到诡异，这种自我认知的断裂感，是每个人都可能经历的。当我们谈论自我的时候我们都会不言自明地说我有一个名字、一个性别、一份工作，但这些身份未必完全自洽，它们可能无法完美契合。然而，我们常常努力将它们塑造为一个统一的自我，比如成为一个“陈晋”或类似的角色。这种断裂经验的普遍性是显著的。我们常会发现，与之相伴的是通过标签化来实现自我认知的方式。特别是在心理评估或社交媒体上，我们常会遇到大量的标签化行为。如今，MBTI测试非常流行。我们可能都听过很多关于MBTI的讨论，比如你是E型还是I型人格，你是F型还是P型人格，它有着各种各样的组合。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通过标签来定义和统一自我认知的方法。但如果我们深入思考，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MBTI早在1940年就被发明了，更有趣的是它的创造者是两位非心理学家的美国人，其中一位是家庭主妇。MBTI发明之初的很大动机之一是解决二战之后的美国就业问题，是为了使当时的美国人更快找到工作而产生的测试。MBTI从被发明到现在，可以想象，其两位创始人可能都未曾预料到MBTI在今天的中国会那么流行。

我们观察到这一现象自然就会理解，这一现象并不是独立出现的，并不是说大家突然一下子就需要去做这样的测试，突然就想要为自己贴上标签的。这与我们国家近几年来经济形态的增长形势有关，包括大家现在谈论度非常高的一个词“内卷”。高度竞争的状态在当下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大家的压力都非常大。同时，在年轻人中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就是亲密关系，比如恋爱、结婚以及原生家庭的关系，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同步出现的。所以这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MBTI测试或标签化做法满足了社会的基本需求，即人们时刻感受到的身份焦虑。例如，当你参加招聘、面试、考试或选拔等高度竞争性机制时，可能只有3秒的时间来介绍自己，这时候一些简短的标签如“我是谁”或“我是什么类型的MBTI”就可以适当地缓解这种身份焦虑，并减轻所谓的算法社交的压力。

算法在当今社会中无处不在，尤其在社交领域。它不仅涵盖了线上游戏、阅读书籍和听音乐等较为疏远的社交活动，也包括了线上相亲、陌生人之间的配对交友等更亲密的社交形式。这些社交活动都离不开算法的支撑，包括小红书在内的许多平台都是通过算法来实现的。这种标签需求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标签是非常容易被计算的，通过输入对应的标签，算法就可以指示匹配到何种对应的人群。此外，标签还满足了我们对于情绪翻译或者情感表达的需求。每个时代的人都有喜怒哀乐，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每个时代的我们都需要一套通用的语言或者模式来表达这些情绪，使得他人能够理解。因此，标签在这个不确定性极高、充满变数的时代，帮助我们表达和理解了情绪。比如，一个人说自己现在“emo了”，这其实是从心理学衍生出的语言，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娱乐工具，它是一个解释的装置，能够解释我们刚才所说的情绪和感受。

更重要的是，所有的标签，不论是MBTI这种心理学式的，还是其他类型的标签，都具有一种塑造的力量。这种塑造是一种表述行为的力量。当我们使用这些标签时，实际上我们已经在塑造自己的行为和身份。这不仅仅是一些话语的表述，而是涉及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例如，准备一场讲座或分享会，包括场地布置、PPT准备、座位安排和灯光调节等，这些准备工作并非仅通过语言就能完成。同样地，当我们用MBTI类型来解释自我时，也在为自己的行为设定一个轨道。我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定义自我，这些定义会逐渐引导我们的人生轨迹和行动方向。简而言之，如果我认为自己是一个“p人”，那么我的行为就会趋向于“p人”的特质，我的人设就是这样，我必须调整自己的行为以符合既定的人设，否则不仅他人会感到困惑，我自己也会感到迷茫，这究竟是谁呢？如果我不按照这个设定来，那我应该怎么做呢？这是一个简单的循环效应。当我们面对标签时，无论是自我认同还是他人所赋予，标签都有可能实现自我验证。一旦个体被标签化，无论是家庭成员、爱人还是孩子，他们都会根据这个标签来调整对你的期望。如果你本来内向，却突然表现得不同，他们就会感到困惑。这种影响是相互的。在这种期待下，我们每个人都会根据他人对我们的期待和标签的设定来调整自己的行为，最终符合这些标签的描述。当我在描述这一过程时，并没有暗示它是一种主观恶意的行为。甚至，它可能并非出于每个人的意识决定，并非每个人都刻意去演绎一个剧本。社会并非一定要按照这种方式运行，但最终结果却形成了一种合谋，各方力量似乎共同指向了一个方向，这正是我们之前讨论的那种自我实现的过程。当我们根据标签行事时，实际上是在节省成本。这意味着我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了解对方。例如，许多年轻人会说他们没有时间去谈恋爱，他们可能认为没有必要花时间去了解对方。但是，通过短暂的五分钟网络聊天，或者根据某人的MBTI人格类型，我们就能对其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样不仅节省了时间，还减少了可能的经济成本，比如不必一起吃饭或请他/她喝咖啡，也不需要付出太多情绪。因此，节省成本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但这个过程本身也是很重要的。因此，它形成了一种反馈的循环。我们观察到从一个标签开始，解释该标签，再强化它，然后进一步细分标签，可能会发现一个标签下还有亚标签，如此细分直至越来越细，不断强化这些标签对个体的影响。

这是我们通过标签现象进行的初步解读。带着这样的思考方式，我们可以理解伊恩·哈金为何要讨论多重人格问题，以及他所进行的知识考古工作。我们接下来所讨论到的内容大多源自这本书，可能涉及一些剧透，但我不会深入具体的细节。

首先有几个关键的时间点需要提及，其中一个是19世纪末，“多重人格”这一概念被确立为医学术语，并且迅速成为一个流行词——实际上这个时间点离我们并不算遥远。当时被确诊为多重人格的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下图这位男子，名叫路易·维韦，当时仅20岁左右。他出生于1863年的巴黎，出身极为贫苦，母亲是妓女，从小便过着流浪生活，没有固定住所。他与母亲之间的矛盾重重，生活极其贫困。在他14岁的时候曾被毒蛇缠绕住了胳膊，当天晚上他就开始抽搐，之后他就瘫痪了。最终，他于1883年至1885年期间被收治在巴黎的比塞特尔精神病医院，那里的医生是神经学专家朱尔·瓦赞（Jules Voisin）。维韦经历了漫长的康复过程，最终被确诊为多重人格障碍，这是首次在医学上得到正式的诊断。比塞特尔精神病医院是一家非常有名的医院，特别是在精神病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在18世纪，这家医院见证了一次重大的改革。大家都知道在中世纪的欧洲乃至全世界，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普遍认为精神患者的状况并不正常，他们不被认为是真正的人类。人们担心这些患者会对社会构成威胁，因此，当时对待精神病人的处理方式是将他们隔离，而这种隔离往往不足以控制他们，通常采取的是一种类似监狱的关押方式，会使用镣铐和锁链来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而比塞特尔医院在18世纪的时候采用了人道主义的方法，在那里病人是不用带锁链的。

法国多重人格患者路易·维韦

不知道大家是否听说过“歇斯底里症”，这是弗洛伊德经常提及的一个概念。在精神分析和精神病学领域，它常被视为一种传统的抑郁症，被认为与女性有关，是一种源自女性的特殊精神障碍。然而，在多数人格障碍中，受害者往往是男性。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如何解释这种特殊的癔症以及其症状为何会在医生催眠过程中表现得如此奇怪？有一种做法则相当奇怪，当时有人称之为“金属诱导”，即把金属片贴在人体的不同部位，他们认为这样能够诱发身体状态的改变。这在当时很流行，尽管今天看来属于迷信，但在当时，人们相信金属能够导磁，能够调整人体磁场等。在这种催眠和金属的影响下，患者会主动切换人格状态。所以不是突然变成一个人，而是医生说你现在会变成第二人格，他们就变成第二人格。这听上去像电视节目中的表演，但事实上就是这样。当时，许多这样所谓的实验，并非在实验室中进行，而是在公开场所供大众观看。之前提到的那位病患的第一人格表现为暴躁，这与他不幸的童年有关，但是在第二种人格中他则展现出温顺的一面，但是他的下半身又是瘫痪的，在他人眼中看上去就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状态，使得他被称为“多重人格”。根据记录的描述，患者的病症最初表现为双重人格，随后逐渐转至多家医院，人格数量也从两个发展到六个，再到八个，最终达到十个。这表明患者的人格分裂愈发严重，各个人格之间的差异也变得越来越大。我们稍后会进一步讨论这一点，即他的病症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随着演进而加深或加剧。

然而，问题在于，到了1880年，即19世纪末，上述诊断一旦提出，病例数量便出现了激增。这种情况本身就很异常。如果这种疾病是生物性的，像感冒发烧一样普遍，或者与个人健康机能有关，那为什么在之前的几十年里我们没有发现这么多病例呢？在短短几十年间，从一开始的几例病例激增至几百例，特别是在1990年代，北美地区发现了大量多重人格障碍的病例，数量指数级增长，呈现出突然增多的现象。这就像我们之前讨论的那样，涉及标签化的问题。多重人格病例的显著增加并非孤立的现象，也不是仅在医学领域内发生的变化。它与社会中发生的众多事件密切相关。众所周知，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这100年间，无论在欧洲还是北美，都经历了频繁的战争，至少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这一时期。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北美女性主义运动迅速崛起并发展，倡导“women speak up”，鼓励女性表达自己的创伤、压迫和痛苦，分享童年经历等等。此外也涉及一些更为实际的问题，例如法律条文的修改和保险问题。一个显著的议题是，如果被诊断为多重人格障碍，这种疾病是否可以纳入医保覆盖范围？这是一件关乎每个人的重大的事情。它意味着你可能需要接受一系列的治疗和干预，但关键问题是，这些治疗是否可以获得报销？无论是国家的医疗体系还是私立的商业保险，都需要认可并承担费用，只有这样，接受这些治疗的人数才会增加。如果费用过高，那么谁还有钱去做这样一件花费巨大的事情呢？此外，大众媒体的兴起也起到了关键作用。虽然社交媒体在当时还未出现，但电视和其他媒体的现代形式，如报纸等，也在推动着多重人格障碍案例的广泛认知。这使得多重人格障碍成了一个大家特别好奇的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深入探究，会发现法国与北美的多重人格存在显著差异，这是哈金论述中非常引人入胜的一点。他特别谨慎地指出，两者相隔至少几十年，却有着本质的不同。在法国，核心是催眠，医生能够诱导患者切换人格，这种切换不是自发的，而是通过催眠或金属元素的方式被激发出来的。然而，这种方法后来被摒弃了，现代精神科医师不再采用催眠来处理多重人格问题。另一方面，当时报道的多重人格案例数量较少，通常只有两个人格或三个，不会有更多的人格。但进入20世纪，女性主义、法律、保险业以及媒体发展，与之并行的是被称为创伤压抑的核心机制。这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在童年时期遭受过某种创伤，有些带有阴暗记忆。在当时，最核心的关键词是儿童虐待，尤其是性虐待。这类虐待行为往往涉及一个协同犯罪网络，其背后的社会背景，正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女性主义、儿童虐待等问题。这个时期的多重人格数量是非常庞大的，甚至最多的说有上百个人格，一个人可以分裂出这么多的人格，这是一个很惊人的变化。同样的，如果我们将此视为一种纯粹的生理性或生物性疾病，那它如何能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产生如此巨大的差异？一个人如果有两种或三种人格，我们或许还能理解，但若是一百种，他甚至可能记不住自己的名字，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两次明显的多重人格浪潮中，受影响者主要是女性。尽管我们之前讨论的案例中病患是男性，但其他主要案例均为女性。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我们可以将其与伊恩·哈金的另一部作品《疯狂旅行者》进行对比，该书也翻译成了中文，它实际上探讨的也是多重人格问题，只不过是从另一面叫做漫游症的角度来探讨。

《疯狂旅行者：一种精神疾病的诞生与消散》，傅益东/译，上海书店出版社·也人，2023年9月版

漫游症主要发病于男性之中，它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的几十年间出现，此后又迅速消失。漫游症的一个特征是患者突然失踪。这意味着一个人可能会突然丧失自我，比如原本是银行职员或小镇上的工作者，突然离家出走，可能乘火车前往遥远的地方，如莫斯科或阿尔及利亚。在整个旅程中，他们会经历许多事情，但整个过程是清醒的，以另一种人格和意识状态旅行。数月后，当他们回到家乡时，又恢复了原来的状态。

因此，如果对比我们之前讨论的以女性为主导的多重人格描述，会发现它们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两面。一方面是“朝内”的，涉及女性人格的分裂或障碍，这类问题通常源于家庭或紧密社交圈子中的焦虑与不安，解决方式也倾向于内部寻找，通过寻求治疗师、精神分析家或神经学专家的帮助，在安全的环境中回顾自己的童年或创伤经历。而在漫游症中，情况则截然不同。男性患者表现出完全“朝外”的状态。实际上，他的发病症状仅在家庭环境中消失。在家里的他是正常的——只有在熟悉的环境里才是正常的，一旦脱离了原有的社会环境，就会展现出完全不同的一面。有一位当时非常有名的法国漫游症患者，大家通过观察他的不同状态，可以看出他的精神面貌确实有所变化。然而，他并未被诊断为多重人格，而是被诊断为漫游症。这让我们再次看到性别问题的影子以及性别分工和议题在当时社会中所占据的地位，还有人们对于权利不平等的关注，这些是紧密相连的。

另一个在19世纪的法国也颇具趣味的现象是，当时医学领域基本上仍由专家主导，除了医学以外，在知识精英化的语境中，多重人格的讨论也颇为盛行。除了我们之前提到的比塞特尔医院之外，法国还有一家非常著名的精神病医院叫萨尔佩特里埃医院，这两家医院都定期举办讲座，而当时弗洛伊德正在这样的环境中展示和交流他对神经学和精神病学的前沿观点。如果大家翻阅他早期的作品，会发现他在法国留学期间，在这种专业氛围中孕育出的想法。同时，许多北美关于多重人格障碍的讨论都发生在除医疗领域之外的媒体、电影、电视、报纸甚至法庭的公开审理过程中。公众可以观看被告如何受审，他们说了什么，法官如何寻找证据，等等。这使得它与司法紧密相连，呈现出一些独特的特点。

我们该如何解释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多重人格障碍的出现和消失呢？到1994年，《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正式将该病改名为“分离障碍”，不再使用“多重人格障碍”的术语。从这一术语的出现到消失，仅仅经历了100年的时间。这100年间，为什么这一病症能够经历如此显著的发展和变化？伊恩·哈金提出了一些在我看来非常有洞见的解释，我很欣赏他的一些观点。例如他提出的“生态位理论”：在自然环境中，某一物种可能占据一个特殊的生态位。当这个概念被应用到社会语境中时，实际上是一种类比，意思是在精神病学或特定障碍领域，也存在占据特殊生态位的现象。这种生态位的有利环境可能导致多重人格障碍的快速传播。多重人格的生态位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为什么会有成百上千例的患者同时出现？伊恩·哈金构建了一个五边形模型，认为有五个核心要素共同构成了一个生态位。这包括为其命名、记录其信息、将其纳入手册和报告、在学术会议上交流和展示研究成果，等等。所以，我们认为这些客观存在的事实是需要一个制度环境作为支撑的。例如，保险业的变化、法律和司法鉴定的改革都为这一现象提供了依据。此外，社会运动如女性主义运动，以及媒体市场的存在、吸引人的头条新闻等要素，共同促成了新生态位的形成。特别是在1970年代的美国，这五个要素都发展到了一个高度发达的水平。美国的媒体、司法、保险业、女性主义运动以及精神病学都已达到高度发达的程度，从而导致多重人格病例的激增。然后我们就发现了一个新的类别——我们在这里讲的是“category”，在这个类别里能够装下很多东西，就像我们之前提及的标签，这也是一个类别。一个类别中可以包含子类别，进而包含不同的内容。如果我们接受了“生态位理论”，再回看《疯狂旅行者》这本书，就能解释为什么19世纪末的法国发现了这么多的漫游症患者。一个关键因素是当时欧洲的铁路网络已经形成，它成为一个现实基础。如果要徒步走到莫斯科，你可能还没走到，人就已经不行了，但现代交通工具的出现，特别是那种大众可以负担得起的交通方式，使得这种漫游成为可能。另外，人口流动加速带来的影响也不容忽略。社会需要对身份证件进行更严格的检查，这种核查实际上是在记录人们在社会中流动的痕迹。在当时，基础的设施、制度的变化以及法律的最后侦查，都是为了整合这些痕迹，以便能够追踪到漫游症患者的行迹。可以说，这些不同的疾病导致了不同的“生态位”。

另一个我认为非常关键的概念就是伊恩·哈金提出的“making up people”，即“制造人”。简而言之，我们所谈论的“人”是一种范畴化或标签化的人，并不是自然的人，而是我们赋予其大量属性的人。我们为这个“人”分配了众多社会角色，实际上，这个“人”是被“制造”出来的，而这一过程是由多种力量共同完成的。因此，我们所讨论的实际上是另一种类似的循环效应。当我们创建一个新的分类系统来描述一个群体时，比如按照人的收入、出生地、种族、性别、教育程度或精神状态、疾病等进行分类。这些群体因为这种分类而调整其行为。如前所述，这种分类附带了一定的期待，这种行为反过来又加剧了原有的分类，我们认为这个分类很准确，因为所有人都按照这个分类行动，从而导致所有人一步一步地陷入这个循环。

其中一个极具影响力的案例叫西比尔案例。这一案例基本上是1970年代以后，北美多重人格最著名的案例之一。患者原名雪莉·梅森（Shirley Mason），在她的治疗过程中，医生给她起了一个化名“西比尔”，不过她后来公开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她在诊疗过程中经历了十几年到二十年的时间。她的医生一直鼓励她，希望她能够讲出童年所经受的不同程度的虐待。据患者回忆，她的父亲甚至杀害了她的朋友，情节极其混乱和暴力。随着回忆的深入，患者表现出16种不同的人格。值得注意的是，这16种人格中有两种是异性人格，即患者虽为女性，却拥有男性的人格特质。并且这些不同的人格之间往往互不知晓，彼此之间存在着隔阂，但可能存在一个统帅人格或主人格，他们意识到其他人格的存在，但是反之不亦然。因此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案例，在当时甚至被视为经典案例。这个案例后来还被搬上舞台，成为广受媒体欢迎的内容。

北美多重人格患者西比尔

但问题在于他们的记忆并非一开始就是如此，而是逐渐被塑造出来的。也就是说，人们不一定都经历过催眠或诊疗，但可以想象，当我们思考某事时，往往会受到他人话语的影响，无论对方是领导、伴侣或其他人，这都可能对我们想法的形成产生影响。此外，还有一些更为直接强大的手段，记忆可以通过药物被塑造。多重人格障碍患者通常有长期服药的历史，有时他们面临的具体胁迫，不论是经济、道德还是政治压力，导致他们被迫如此回忆，形成这样的记忆。我们看到的这种机制通过循环效应改变记忆创造出新的分类。一旦形成，这种分类将拥有强大的力量，影响众多的人，并可能进一步催生出新的分类，这是伊恩·哈金想告诉我们的。

所以，我们将之前讨论的知识，特别是医学知识的梳理和重建放置于一个更加广阔的背景中考虑——这也是伊恩·哈金留给我们的极为重要的遗产之一——尽管我们都会认为记忆是极其私人的，有些事情是我们珍视并希望记住的，同时也有许多我们希望尽快忘却、不愿面对的记忆，我们每个人与记忆之间都建立了极其亲密且私人的联系，但伊恩·哈金向我们所揭示的是记忆实际上是政治，在这背后有非常多的外部力量去影响我们的记忆。当然在这里我们所谈论的已经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记忆个体，而是一个文化的记忆，甚至可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记忆。关于书中提及的记忆战争，我们或许难以完全理解，包括我自己。那时我才十岁，对美国或加拿大1990年代发生的这些冲突尚无认知，但如果我们回顾报道和当时留存的档案，可以发现确实形成了一种激烈的分裂。一方面是女性主义者和治疗师的阵营，她们鼓励患者回忆童年，改变对创伤记忆的压抑状态。这是基于一个经典理论，即我们可以通过治疗和对话，重建被压抑的记忆。另一方面，存在一个名为“虚假记忆综合征”的真实基金会，它是由许多投资者和科学家共同创立的，其中不乏认知科学和认知心理学领域的专家。他们主要关注的是所谓的虚假记忆，即人们通过各种方式构建的假象。他们认为人们所回忆的童年经历并非真实，而是通过各种手段想象出来的。事实上，许多记忆在事后追溯和考察时被发现是虚假的，甚至是捏造的，实际上他们的童年并没有经历这些事情。

我们再一次回到西比尔这个案例。有一本相关的书籍在1976年的北美地区出版，然后很快翻拍成了电影，这一下子使得多重人格的案例激增，也使得很多女性读者开始集体回忆她们受虐待的经历。但是在21世纪初，媒体记者以及学者开始揭露，在这个案例中存在诸多暗示和药物影响。事实上，患者被持续给予一种药物，它的专业名称被称作“吐真剂”，是一种镇定剂。在那种状态下，医生让患者服用该药物，并引导患者回忆起自己的童年记忆。此外，为了配合医生的引导，患者不得不创造新的人格。医生会诱导患者，甚至让患者编造新的故事。因此，这个故事就一直延续下去，不断地编造和制造新的内容。其实我们也在其他的很多案例中观察到这一普遍现象，许多被压抑的回忆最终都被构建为一种虚构的、想象中的记忆。

根据案例改编的电影《西比尔》（1976，又译作《心魔劫》）海报

在这里我要做一个说明，我想无论是伊恩·哈金在写作时还是我在讨论这个话题时，我们都不应否认存在受压迫的事实。以上案例的存在是客观的，痛苦的童年或被压抑的记忆是真实存在的。每个人都可能经历一些非常糟糕的事情，无论是虐待行为还是导致人格无法统一的痛苦。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否认记忆存在的客观性，绝非如此。伊恩·哈金写这本书的目的也并不仅限于此，他更深入地探讨了一个层次问题，就是我们为何会创造出一套新的语言，无论是科学还是流行的语言，来描述和传达我们所经历的痛苦。这个问题在每个时代、每个时期、每个社会和每个国家都普遍存在。但为何我们会在过去100年中采取这种方式？这正是他书名副标题中提及的“重写灵魂”的一部分含义。实际上，在记忆科学这个领域，我们讨论的不仅仅是心理学和医学，还包括社会学、人类学，甚至是历史学等众多学科。这些学科出现的背后事实上是对原有的、传统观念中的“灵魂”这一概念的反映。“灵魂”是非常西方的一种说法，西方人认为身体和灵魂是二元的。人类的崇高之处在于每个个体都拥有灵魂。传统上来说，灵魂的研究被归于神学和形而上学等学科，这些学科被认为只有它们才能探究灵魂的本质。然而，在科学、实证以及医学发达的今天，我们需要以看得见、有证据的方式研究一切。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如何研究人的灵魂呢？简而言之，我们通过研究记忆来探索人的灵魂。记忆在科学语境中是具体可观察、可触摸、可以表述、可以记录和表演的，因此，它成了一个可以被科学对待的对象。当然，在不同的语境下，例如自17世纪以来的洛克哲学，人们将记忆视为个体同一性的关键，即你认为你是你，是因为你拥有连续的记忆。反过来说，大家都知道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是丧失记忆能力的，他们无法形成长期记忆。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的一个核心特征是具有形成连续记忆的能力。然而，认知科学和脑科学研究表明，记忆并非一成不变，它不是简单地像硬盘存储数据一样能够被提取出来——如果大脑真的那么简单就好了。事实上，我们的大脑要复杂得多，我们在不同情感、暗示和社会期待的影响下，不断重新编写记忆。因此，我们记住的东西实际上是会变化的。

因此，伊恩·哈金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核心思想：我们真正拥有的并非记忆本身，而是关于记忆的叙事。这些叙事塑造了我们的认知，而不是记忆本身。我们如何叙述我们的记忆，决定了记忆对我们的影响。这个过程是双向的：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来叙述你的记忆，也可以选择沉默不言。记忆、遗忘、叙事与沉默，它们共同构建了无尽的可能性。我们或许都听过那句古希腊的名言：“认识你自己”，这个短语在今天看来似乎已变得模糊不清。何为“认识你自己”？你又该去哪里寻找答案？很多时候，我们对自身的认识是基于记忆。因此这不仅取决于我们记得什么，也取决于我们忘记什么，如何表述我们的记忆，以及用何种方式理解和表达这些记忆。这使得问题变得复杂。

我们所谓的自我认知实际上是一个持续被重写的过程。无论如何，我们都需要理解塑造的力量，否则我们将永远处于被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