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并购

近日欧美舆论热点关于华纳兄弟探索（Warner Bros. Discovery）的“被争夺战”。一边是已经与其签署827亿美元并购协议的Netflix，另一边是派拉蒙天舞传媒抛出的1084亿美元敌意收购。Craig Aaron在《雅各宾》上的评论强调，无论最后赢家是谁，这场并购狂潮的真正输家，都会是创作者、从业者和普通观众，因为媒体权力会进一步集中在极少数富豪手中，由他们决定我们能看到什么样的内容。

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集中批评派拉蒙一方。大卫·埃里森（David Ellison）是甲骨文创始人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的儿子，他向股东推销自己方案时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特朗普更喜欢我们”。在此前派拉蒙与天舞的合并获批之后，派拉蒙旗下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做出了一系列让人侧目的调整：用金钱和解特朗普就剪辑问题提起的诉讼，设立所谓“保守派偏见监督员”，并聘用与亿万富翁关系密切、公开支持以色列国防军的评论人士巴里·维斯（Bari Weiss）。现在，埃里森承诺，如果拿下华纳兄弟探索，会对华纳兄弟探索旗下的CNN进行“全面改革”。在CNN内部，很多人据此预期未来局面至少会是一次“大换血”，严重的则可能是一场“血洗”。

作者指出，派拉蒙真正看重的是华纳的电影和流媒体资产，这会进一步压缩本来就高度集中的大片和院线市场。在迪士尼吞并福克斯、亚马逊收购米高梅之后，再来一单同量级交易，本身就应该触发美国联邦政府、加州以及欧洲监管机构的强烈反垄断审查。这不仅是单一公司的扩张，而是整个影视产业竞争空间被系统性削弱。

文章详细指出，埃里森的收购计划并不只是“花父亲的钱”。方案中至少有240亿美元来自沙特、卡塔尔和阿联酋的主权财富基金，再加上特朗普女婿贾里德·库什纳的投资。作者提醒读者，沙特在新闻自由指数中的排名极低，曾谋杀并肢解记者贾马尔·卡舒吉，如今正试图通过向高尔夫、足球、喜剧和网红砸钱来“洗白形象”。即便这些基金不进入董事会，它们显然对新闻编辑和制片决策有现实的利益关切，可能形成难以看见但实际存在的影响力。

接着文章转向Netflix的方案。华纳兄弟探索领导层之所以拒绝派拉蒙，选择Netflix，一大理由是前者融资结构不稳、政治争议巨大，而后者现金充足、信用评级较高。Netflix也不会收购CNN等有线频道。乍看之下，这似乎比把整个公司卖给埃里森更安全一些。

但作者强调，这并不意味着Netflix的收购就是“好主意”。有线频道会被剥离到一个前途未卜的新公司，仍有可能被特朗普盟友买走，按同样的方式“改造”甚至毁掉。过去，Netflix没有像派拉蒙那样公开讨好特朗普，但那是没有一笔上千亿美元的交易等着政府审批的情况下。CEO Ted Sarandos对民主党人的主要说法是“至少我们不是埃里森家”，但外界并不知道他在最近造访海湖庄园和白宫时，向特朗普作出过什么承诺。

作者引用学者吴修铭（Tim Wu）在《纽约时报》的观点，称Netflix与华纳的合并几乎是“教科书式的竞争消失”案例。这正是反垄断法律原本要防止的局面：一家企业在内容生产和定价上获得近乎垄断的权力。对于普通用户来说，每月17.99美元的订阅费用很可能继续上涨，但不能期待换来更好或更多样的内容。

文章回顾了所谓“电视黄金时代”的条件。二十一世纪初之所以出现内容创新和多元声音，是因为媒体环境相对竞争：多家频道和不同流媒体为争夺观众而冒险投资新形式、新创作者。现在的并购方向则相反，把不同平台合并到少数巨头之下，原创、冒险和多元都被挤压。

作者举了纪录片领域的例子。过去，纪录片导演可以把作品拿给HBO、Netflix甚至PBS等多个平台谈判。随着公共媒体被削弱、商业媒体不断合并，未来可能只剩一两家买家，而且这些买家更倾向于选择“安全”的题材，而不是新人或有争议的作品。在这种格局中，无论是Netflix版收购，还是派拉蒙版收购，从竞争和言论自由角度看，都应被视为不可接受，前提是有人愿意真正执行现有的反垄断法。

《卫报》上的报道（作者Benjamin Lee）也呈现了美国政界和好莱坞行业内部的强烈反对。

这笔交易一旦完成，Netflix将把华纳兄弟的大量IP收入囊中，包括《哈利·波特》、《白莲花度假村》、《超人》、《权力的游戏》等，在原本就庞大的内容库上再叠加一个传统电影巨头。最先表态的是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她在声明中把这笔收购称作“一场反垄断噩梦”，认为合并后的“Netflix+华纳兄弟”将成为一个掌控接近半个流媒体市场的媒体巨无霸。这会迫使美国观众在“如何看、看什么”上面临更高的订阅价格和更少的选择，同时也会让美国的媒体工作者处在更大的风险之中。

这一判断得到众议院“反垄断斗士小组”共同主席普拉米拉·贾亚帕尔（Pramila Jayapal）的呼应。她在声明中指出，这样的合并将意味着更多涨价、更多广告、更公式化的“模板内容”，艺术家对作品的创作控制更少，劳动者的报酬更低。她强调，媒体行业已经被少数几家大公司掌控，这些公司拥有过大的权力去筛选乃至审查言论，“政府必须介入”。

好莱坞的重要工会组织也迅速加入批评行列。美国导演工会（Directors Guild of America）在声明中表示，这笔交易引发“重大关切”，他们将尽快与Netflix会面，进一步了解情况并表达立场。美国编剧工会（Writers Guild of America）则用更直接的语言要求阻止这桩合并。

编剧工会的声明强调：全球最大的流媒体公司吞掉自己最大的竞争者之一，正是反垄断法原本要防止的情形。按他们的说法，结果将是：工作岗位被削减、工资被压低、所有娱乐从业者的工作条件恶化、消费者付出的价格提高、观众能看到的内容数量和多样性下降。声明还指出，在电视、流媒体和电影院线三个层面上，行业工作者和公众已经在承受“由少数强大公司紧紧控制可观看内容”的后果，因此这桩合并“必须被阻止”。

电影从业者Jake Ures在《雅各宾》发文强调，Netflix与传统片厂在目标上的根本差异。传统片厂需要把电影当作“事件”，通过院线发行、口碑发酵等方式获取票房，保持电影文化的中心性。Netflix则把影片当作“可被用户随时点击的内容”，更关注的是订阅数、停留时长和算法推荐效率。Jake Ures指出，Netflix十多年间通过大量原创、一次性整季上线、缩短院线窗口等做法，持续削弱了电影和电视剧作为独立艺术形式的地位，把整个行业推向“方便但浅层”的日常消费。

文章引用导演凯瑞·福永（Cary Fukunaga）谈Netflix剧集《疯子》（Maniac）的经历：平台可以拿着数据告诉你，“如果你这样写，我们会损失多少观众”。这种“算法式意见”并不是和导演平等讨论，而是以“数据必胜”的姿态出现，创意选择变成“要不要冒着流失观众的风险坚持艺术判断”。作者认为，就算这些数据部分真实，也很容易被用作包装高层主观意志的挡箭牌，反正“算法说了算”。同样，Netflix对院线的敌意，也被包装成“对消费者更友好”，但背后是公司主动塑造的观影习惯，而非单纯“顺应民意”。

Jake Ures用Netflix和Blockbuster的故事来说明这种策略。Blockbuster曾经是美国最大的录像带/DVD连锁租赁店，全国遍地都是蓝黄招牌的实体店，商业模式就是“去店里挑片、按天计费、逾期就收高额滞还费”。当年正是利用“没有滞还费、在线下单、DVD邮寄到家”这些便利，Netflix一步步抢走了Blockbuster的顾客。Netflix甚至在2000年提出用5000万美元把公司卖给Blockbuster，后者拒绝了这笔收购，结果十年后自己破产清算。作者认为，现在Netflix试图用类似方式“干掉好莱坞”：先通过流媒体的便利改变观众习惯、削弱影院和电视的地位，再通过收购片厂、控制片库和发行渠道，从根本上重塑整个电影产业结构。

文章也分析了收购对产业生态的连锁打击。剧本传统上可以在多家片厂之间“倒手”，不同公司的口味、预算、品牌定位让同一剧本有不同归宿和价码。一旦像华纳兄弟探索这样的大型买家被Netflix吸收，创作者面对的潜在买家就会立刻减少，剧本价格被压低，可被拍摄的类型也会变得更单一。在独立电影领域，Netflix通过“砸大钱请明星，拍不一定回本的艺术片”，可以把著名导演和演员从独立项目中抽走，进一步挤压独立制作的生存空间。

Craig Aaron文章的另一批评针对特朗普如何利用合并案作为政治筹码。后者在肯尼迪艺术中心、站在CBS标志前接受采访时公开声称，会参与对这笔合并的决定。一方面，他说Netflix的交易“规模太大，可能有问题”。另一方面，他又因为 CBS 王牌新闻节目《60分钟》采访了曾经的铁杆支持者、后来公开与他决裂的共和党众议员玛乔丽·泰勒·格林（Marjorie Taylor Greene），而转身猛烈抨击派拉蒙这家母公司。作者认为，释放出来的信号很明确：特朗普在告诉各大媒体公司，他“欢迎各种交易”，而奉承和金钱将有助于获得好处。

文章引用演员兼活动人士Jane Fonda在好莱坞通讯《The Ankler》上的评论。Fonda写道，她最担心的并不是经济后果，而是这届政府把预期中的并购当成政治施压和审查工具的做法。作者补充说，从前，大公司至少还会试图把这种巨型并购包装成“有利公众”的项目，现在则更直接围绕讨好总统、照顾其家族利益展开。

在作者看来，企业高管为了推进交易，已经表现出愿意牺牲几乎一切：可以放弃记者与编辑的独立性，压制明星艺人的表达，取消多元化计划，调整新闻报道角度，甚至用伪装成法律和解的方式进行变相行贿。他们唯一不愿放弃的，是自己极高的薪酬和奖金。更讽刺的是，从长期经营角度看，这些并购往往对公司本身也不是好生意。

文章随后拉长时间线，回顾了一系列失败的媒体并购。作者指出，“选Netflix还是选派拉蒙”本身就是一个被限定在错误框架里的问题。更好的问题是：这样的媒体巨型合并，是否曾为普通人带来任何好处。

作者梳理了华纳一路走来的并购历史：时代华纳收购特纳；时代华纳与AOL合并，互联网泡沫破灭后，又与时代华纳有线分拆；之后AT&T收购DirecTV和时代华纳，最终再把华纳资产剥离给Discovery。华纳曾处于多次历史性媒体并购的中心，但结果却是，正如Fonda所总结的：工作岗位更少，创作者出售作品的机会更少，公司敢于承担的创作风险更少，新闻来源更少，故事的多样性也不断下降。

在结尾，作者主张必须改变社会对这类交易的叙述方式。如果媒体继续把这当作简单的商业新闻，或者当成CEO互相较劲的摔跤戏码，这桩合并很可能顺利过关。接下来，新公司会在大规模裁员、砍掉无数创意项目之后，被巨额债务压垮，然后又被包装成需要新一轮更大并购来“拯救”的对象，如此循环往复。

作者提出另一种可能的路径。可以扩大叙事的镜头，讲清这类合并对成千上万工人、创作者和观众的影响，调动被并购压制的创作能量，连接粉丝文化和广大的受众，让他们参与反对行动。通过发声、组织和施加政治压力，提高监管部门“轻易放行”的成本，就有机会阻止这宗交易，并开始推动建立一个真正符合公众需求的媒体体系。

人工智能如何影响就业

近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商业频道刊发了一篇题为“关于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的惊人真相（the surprising truth about AI's impact on jobs）”，指出很多劳动者担心人工智能会抢走他们的工作岗位——这种看法来自AI行业领导者的警告以及一份最近的美联储报告反映的情况，但美国先锋集团（Vanguard）最新的研究报告显示了相反的情况：从2023年年中到2025年年中，那些高度依赖人工智能自动化的职业比新冠疫情前增长更快，增速甚至超过了其他职业。

根据CNN此前的报道，人工智能实验室Anthropic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迪（Dario Amodei）在今年5月和9月两次发声，警告尽管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很快会导致大规模失业。阿莫迪曾在5月表示，Anthropic和其他科技公司竞相开发的人工智能工具可能会在未来一到五年内导致一半的入门级白领工作岗位消失，并将失业率推高至20%。当美国8月份的就业增长放缓至几乎停滞、失业率上升至近四年来最高水平时，阿莫迪再度向全世界发出警告，并建议政府通过对人工智能公司的收益征税等手段支持人们适应人工智能革命。

美联储11月份发布汇集全美企业情况的褐皮书指出，一些公司注意到人工智能取代了入门级职位，或者提高了现有员工的生产力，从而减少了新员工招聘。

先锋集团的报告认为，人工智能可能已经开始改变我们的工作流程，但它在解释近期就业增长放缓方面的作用被夸大了。该报告重点关注了约140个它认为最容易被人工智能取代的职业，包括办公室文员、打字员、人力资源助理、法律文员和数据科学家等，但这些职业的岗位并没有随着人工智能的爆炸式发展而缩水。相反，从2023年年中到2025年年中，人工智能应用程度高的职业中，就业率增长了1.7%，高于2015-2019年间的1%，工资增长率高达3.8%，远高于疫情前的0.1%；而其他职业的就业增长率均已放缓，工资增长率仅从疫情前的0.5%上升至疫情后的0.7%。关于入门级岗位减少的问题，先锋集团高级经济学家亚当·希克林（Adam Schickling）在接受CNN采访时表示，从该集团管理的500万个401（K）退休福利计划账户的数据来看，新加入的21岁-25岁的年轻员工人数比例仍然较高，可见年轻劳动者尚未受到不成比例的伤害。

然而希克林也承认，这是因为当前的人工智能技术还不够成熟，仍然难以解决幻觉等问题，人工智能对就业的长期威胁仍然存在。先锋集团的报告预测，如果人工智能模型继续呈指数级增长，客户服务代表、数据科学家、律师助理等职业的人力需求将降低——其中也包括经济学家。

同样是在上周，英国《卫报》刊发了一篇题为“幽灵工作、机器人守门人、人工智能面试：谈谈冷酷求职新时代（Ghost jobs, robot gatekeepers and AI interviewers: let me tell you about the bleak new age of job hunting）”的文章。作者埃莉诺·马戈利斯（Eleanor Margolis）告诉读者，作为英国当下5%的失业人口中的一员，在她长达六个月的求职经历中彻底失去了信心，甚至还是怀疑人生的意义，而因为虚假招聘广告和人工智能筛选软件，求职变得比以往更加令人沮丧。

马戈利斯说，她经常将招聘广告中“我们做什么”部分读上四五遍，却仍然不明白这家公司究竟是做什么的。这存在两种可能，一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做什么的，二是实际的工作内容过于无聊和丢人以至于不能写明：比如“我们在线上健康领域前沿打造市场系统”的意思大概是“我们用ChatGPT售卖可疑的保健品”。

更糟糕的是，5次求职申请一般只有一次会收到拒信，理由通常是“优秀的申请者人数过多”，剩下4次都杳无音信。马戈利斯指出，招聘网站上的很多职位根本就不存在。2024年，40%的公司发布了“幽灵职位”广告，这些不存在的职位被发布出来是为了制造该公司运转良好、还在招揽新员工的幻觉。这种不诚实的行为几乎没有成本——招聘广告由广告业自律组织广告标准局负责监管，该机构的权力仅限于撤下虚假广告。求职市场的道德已经荡然无存，浪费成千上万无助的求职者的时间似乎无关紧要。

马戈利斯接着写道，即使你申请的职位确实存在，接下来你还要面对人工智能人力资源机器人的重重阻碍。虽然很难找到确切的数据来证明有多少雇主正在使用人工智能筛选申请，但关于如何“操纵机器人”、输入正确“关键词”的文章和Reddit帖子随处可见。马戈利斯举例说，当你看到一家小型宠物食物公司在招聘广告里说他们在寻找一位“摇滚明星”和“独角兽”来革新其社交媒体表现时，你就知道就业市场已经陷入了疯狂。这样一个仅提供入门级职位薪水的岗位，不仅要求申请人掌握包括搜索引擎优化、视频剪辑等各项专业技能，还需要申请者拥有邪教信徒般的忠诚投入。在如此机械化的招聘流程当中，不难想象最终得到工作的都是那些善于钻空子的人。对于售卖可疑的保健品或者宠物食物这类工作，这样的人或许正是合适的人选，但其他不会或不愿玩这种把戏的求职者该怎么办呢？

当下的就业困难通常被描述为应届毕业生们面临的问题，但像马戈利斯这样拥有多年工作经验的职场老手同样受到了影响。马戈利斯15年前大学毕业时正值经济衰退，当下的就业市场甚至比当年更加糟糕。3年前她上一次求职的时候至少还能获得面试机会，面试官还是真人，而现在她认识的很多和她一样有着丰富职业技能的人甚至得不到入门级职位的面试机会，因此她确信自己的经历并非个例。她写道，“我也确信我们正面临着一场危机，中产工作已经变异成为了稀有而不安的野兽。”

马戈利斯在文中提到了《大西洋月刊》今年9月发布的“就业市场糟透了（the Job Market is Hell）”一文。在这篇报道中，拥有完美履历的加州戴维斯大学应届毕业生哈里斯申请了200个工作岗位，却没有得到任何一份工作；拥有十年律师助理工作经验的玛蒂娜申请了几十份工作，同样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工作机会。由于很多企业开始用AI筛选申请和面试，很多申请人都没有机会见到真人面试官，而由于面试机会太难得到，申请人们被迫依靠AI来大批量生产简历，企业收到大量粗制滥造的申请材料只能使用AI处理……如此循环往复之下，今日的求职过程已然成为了一种晚期资本主义梦魇，所有人都陷入了约会软件般的求职地狱。职业趋势研究专家建议求职者采用老式的人际网络进行求职：约招聘人喝咖啡，前往线下招聘会，向朋友和前员工寻求职位空缺线索，但这些策略只有在企业还在招人的情况下有效，否则，成百上千万的求职者便只能将简历投入虚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