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2月14日晚，澳大利亚悉尼邦迪海滩发生一起针对犹太教光明节庆祝活动的严重枪击事件。当地警方通报，两名袭击者在活动现场及周边区域向人群开枪，截至警方最新通报，事件已造成16人死亡、43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枪手和多名未成年人。

新南威尔士州警方确认，两名行凶者为一对巴基斯坦裔移民父子，父亲在与警方交火中被当场击毙，儿子重伤后被捕，目前在医院接受治疗并由警方看守。

警方调查显示，行凶父子分别为50岁的父亲萨吉德·阿克拉姆与其24岁的儿子纳维德·阿克拉姆。其中，萨吉德于20世纪90年代末以学生签证途径移民澳大利亚，后长期定居并取得合法居留身份；纳维德则出生于澳大利亚，为本地成长的第二代移民。

多家媒体援引调查人士消息称，阿克拉姆父子两人今年早些时候曾有出境记录，相关行程是否涉及与极端组织的直接接触，仍在进一步核查之中。截至目前，警方尚未公布嫌疑人完整的书面供述。

事发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发表全国讲话，称这是“一起出于仇恨的恐怖行为”，强调“澳大利亚社会不会容忍任何形式的宗教仇恨与极端暴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在声明中称，此次袭击“是全球反犹主义蔓延的又一血腥例证”，并呼吁各国政府正视反犹仇恨的安全风险。西方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均强调，此次袭击目标具有高度象征性，明确指向犹太宗教节日活动现场本身。

12月15日，澳大利亚悉尼，警方封锁邦迪滩枪击事件现场附近区域。图/视觉中国

“火药桶”

据媒体报道，早在2019年前后，阿克拉姆父子曾因与疑似“伊斯兰国”（IS）相关人员或网络方式接触而进入澳大利亚情报机构视野。相关部门虽对其保持关注，但并未将其评估为“迫在眉睫的安全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调查中发现了与极端组织相关的象征线索，但该组织并未像以往那样迅速发布“认领声明”。这起案件因此呈现出一个耐人寻味的特征：目标极为明确，象征意义高度集中，却并未显示出传统恐怖组织那种清晰且可追溯的指挥链条。这或许意味着，一种新的宗教暴力形态正在出现。

澳大利亚长期被视为典型的移民国家和多元文化社会。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统计，2024年澳洲总人口约为2720万人，其中约有860万人出生于海外，占总人口的31.5%，这一比例较近年持续上升，反映出长期的移民增长趋势。该机构2021年人口普查的数据就显示，超过一半的澳大利亚人是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近半数居民的父母出生在海外。这些移民中既包括来自传统欧洲国家的人群，也包括来自亚洲和中东的移民。

在制度设计上，澳大利亚以“多元文化共存”为核心理念，强调宗教自由、族群平权与社区自治。然而，多元并不天然意味着融合。随着不同宗教、文化社群在城市空间中的高度并置，一些原本发生在遥远地区的政治与宗教冲突，被带入移民社会的日常生活之中。宗教身份不再只是私人信仰，而逐渐演变为公共空间中可被动员、被激化的政治标签。多数二代移民并未经历这些跨文化冲突的历史阶段，但在社交媒体和全球化语境里，这些冲突的象征性力量却被不断放大。

近年来，澳大利亚国内有关反犹和反穆斯林的仇恨事件呈现上升趋势。澳大利亚犹太组织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0月，一年内全国共记录1654起反犹太事件，其中包括威胁、仇恨言论、涂鸦甚至对犹太机构的暴力行为。悉尼多所犹太学校和犹太会堂曾遭遇涂鸦和破坏，墨尔本犹太机构也曾遭受纵火和仇恨标语攻击。与此同时，对穆斯林群体的仇视也持续存在。人权观察组织以及多个社区组织指出，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加沙冲突发生以来，针对不同少数宗教群体的仇恨正更加频繁地出现在公共领域。

这种低烈度冲突的长期积累，从涂鸦、语言威胁到宗教场所周边的骚扰，加剧了社会中的极端情绪，成为更高烈度恐怖暴力的“火药桶”。邦迪海滩的枪击事件并非孤立发生，而是在一个社会结构高度多元但民族宗教心理边界愈发清晰的多元化环境中被触发。

警醒

此外，邦迪海滩事件并不能脱离巴以冲突后果跨区域“外溢”的视角来理解。国际关系研究早已指出，现代战争的影响往往并不局限于交战双方。美国政治学者巴里·波森曾指出，长期、未被有效约束的地区冲突，容易通过身份认同、情绪动员和跨国社群网络向第三国外溢。英国国际关系学者玛丽·卡尔多则将其描述为“冲突的社会化扩散”，即战争的符号和叙事脱离战场，在全球社会中寻找新的承载体。

随着巴以冲突加剧，相关叙事在全球舆论场高度极化，不同立场被简化为对立的身份标签。在这一过程中，第三国的穆斯林与犹太社群，往往被无形地卷入冲突逻辑之中。战争不再只是地缘政治事件，而成为跨国社群内部的心理战争。

这类外溢效应最危险之处在于，它并不需要正式组织动员。个人只需在高度情绪化的信息环境中，将“军事冲突双方理念”内化为“自身身份认同”的一部分，便可能采取极端行动，由此产生“独狼式”袭击。虽然这些袭击的规模和组织程度有限，却在象征层面极具冲击力。而攻击行为往往不是针对军事或宗教政治目标，而是发生在宗教节日、社区活动等公共场合的“无差别袭击”。

近五年来，从2020年法国尼斯教堂持刀袭击、2021年加拿大伦敦市针对穆斯林家庭的驾车撞击事件，到2022年美国得克萨斯州科利维尔犹太会堂劫持案，以及2023年耶路撒冷犹太会堂枪击和法国阿拉斯教师遇害案，这类以宗教或身份仇恨为驱动的“独狼式”暴力，已多次在不同国家以相似逻辑出现。

邦迪海滩案件的另一个关键启示，在于恐怖主义形态本身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的恐怖主义，通常依赖清晰的组织结构、资金网络与宣传体系。而此次案件未呈现出明确的跨国指挥证据。尽管嫌疑人被发现与IS相关人员存在接触，但该组织并未宣称对案件负责。

这正是当下国际安全领域日益关注的趋势：恐怖主义正在“去组织化”。意识形态之争仍然存在，仇恨目标依旧清晰，但暴力行动越来越多由个体或小规模家庭单元完成。它们不需要组织授权，也不等待政治激化窗口，只在个体心理阈值被突破的瞬间付诸行动。

这种模式对现有反恐体系构成了严峻挑战。情报系统擅长识别组织、资金和通信网络，却难以及时捕捉长期处于“低烈度激进化”状态的个体。当这些人拥有合法身份、合法武器，且工作生活在正常环境时，传统安全警报监控往往难以及时介入。邦迪海滩枪击中，涉案枪支来自合法持有渠道，本身便凸显了这一治理困境。

更深一层的结构性问题在于，多元文化社会并非对来自跨地域和跨民族之间的仇恨天然免疫。当宗教、族群与政治立场在公共空间中立场化高度可识别时，差异本身就可能被不断标签化并转化为价值观认同的自我心理边界。社区多元化的物理接近并不必然带来融合，在缺乏有效调和机制的情况下，反而可能强化“我们”与“他们”的对立认知。

邦迪海滩的枪声提醒人们，当代社会治理安全风险正从外部威胁转向内部积累的情绪与认同裂缝。这并非个别国家的治理失败，而是全球化背景下普遍存在的结构张力。当国际冲突长期悬置，其对立叙事便通过媒体环境和跨国社群进入日常社会，持续侵蚀社会共识。

在这一情境中，恐怖主义的逻辑也发生转变：它不再依赖清晰的组织指挥，而是通过身份叙事的极化在个体层面完成“自我动员”。在去组织化的时代，仇恨本身，已足以成为行动的指挥官。行动的驱动力不来自外部命令，而源于个人对宏大冲突的内在理解。

（作者系伦敦大学亚洲和非洲研究院研究员）

作者：薛子敬

编辑：徐方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