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帝是封建王朝历史上最不幸的第二任皇帝，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虽然历代皇帝都经历过藩王的造反，但没有一位藩王能够成功，唯独他遇到了那个成功的藩王——朱棣。更令人意外的是，建文帝在短短四年的时间内，竟然将大明江山拱手让给了朱棣。要知道，朱棣起初只有北平的地盘，而建文帝掌控着全国的大部分领土。尽管如此，建文帝最后还是失败了。这背后的原因，并不在于朱棣有多么强大，而是建文帝自己的一些致命问题。

战争的关键是什么？有人说是后勤支持，是士兵的数量和质量，是兵器的精良，但这些都不是最根本的，最关键的因素是武将的能力。只要武将具备如韩信般的才智，就算后勤不济，士兵疲弱，兵器不锋利，他仍能在战场上取胜。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情况不能太糟。比如说，如果后勤完全断绝，士兵饥寒交迫，兵器脆弱不堪，那么即使武将再强大，也很难获胜。举个例子，白起用六十五万大军围攻赵括的四十五万大军，看似人数悬殊，实际上他是利用了长平的地理优势，将赵括的军队困在了一个如盆地般的地形中，居高临下地进行包围。可惜的是，建文帝的武将并没有得到士兵的支持，他们对建文帝的不满情绪不断加剧。那么，为什么这些武将会不满建文帝呢？根本原因在于建文帝继位后，严重削弱了他们的地位，这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前途岌岌可危。

在洪武帝时期，武将的地位明显高于文官。最高级的武将职位，如大都督府的左都督和右都督，都是正一品，而他们的副手，如都督、同知，也都是从一品职位。然而，文官则较低，特别是自从建文帝废除丞相制度后，六部的高官——尚书——的品级也上升了，成为正一品，和大都督府的左、右都督平起平坐。相较之下，文官的权力逐渐凌驾于武将之上。六部尚书的品级虽然是正二品，但已经能够与武将平分秋色，甚至在一些决策中拥有实权。这样的权力分配，极大削弱了武将的影响力，使他们的地位愈发尴尬。对于一些资深的武将来说，这样的变化让他们更加怀疑建文帝是否会进一步削弱他们的权力，甚至在某一天改变《大明律》中的规定，使文官得以封侯。

从这个角度看，李景隆在战场上的一败再败，可能与这个问题密切相关。如果他取得了胜利，作为已经是公爵的他，建文帝能给他的已经非常有限。更何况，胜利可能带来更大的不安定因素。武将的地位已经严重下降，而朝廷越来越偏向文官，李景隆本就出自文官推荐，而非凭个人能力上位，他很可能担心自己会像蓝玉一样，突然被清除掉。蓝玉当年因得到了朝廷的推荐而成为功臣，结果在权力斗争中惨遭处决。李景隆打败敌人后，也难免会担心自己会遭遇同样的结局。尽管建文帝性格宽厚，但朱棣的造反目标直指建文帝的命。建文帝在靖难战争中特意下令，不允许士兵对朱棣动手，这与建文帝不想背负杀叔之名的个人立场有很大关系。由于这项命令，朱棣在四年的靖难过程中，并未受到致命伤害，这也是朱棣能够持续作战的原因之一。

朱元璋在建立明朝时，共分封了二十五位藩王，每个藩王都拥有三支护卫军。这些军队的规模从三千人到一万九千人不等，意味着每个藩王至少有一万名士兵，而一些藩王甚至拥有高达五万的大军。边境藩王的军队更是庞大，朱棣就是从这些边境藩王中崛起的，拥有十几万大军。而边境的藩王不止朱棣一位，还有九位。试想，如果这些藩王联合起来反对朱棣，朱棣如何能够顺利攻占南京？然而，藩王们选择袖手旁观，原因就在于建文帝严重削弱了他们的地位，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不安。

建文帝继位后，实施了严厉的削藩政策。与汉武帝通过推恩令来削藩不同，建文帝直接削掉了多个藩王的权力。不到一年时间，建文帝便削除了周王、代王、岷王、湘王和齐王五位藩王。其中，只有岷王被降为庶民，其余藩王都被迁到远离京城的地方。周王被发配到云南，代王被流放到四川，湘王因忍受不了压力最终选择自焚。而齐王虽然被保留在京城，但其自由受到严重限制，他只能生活在被监禁的状态中。对于这些被削权的藩王来说，他们自然不会选择帮助建文帝，因为帮助他等于为自己挖坑。

建文帝削藩的政策，虽然表面上是为了维护中央集权，但却没有考虑到藩王们的反感。藩王们普遍不尊重建文帝，尤其是朱棣，在建文帝刚刚登基时，三番五次地羞辱建文帝。建文帝甚至放任朱棣不跪拜，尽管群臣要求处死朱棣，建文帝还是放过了他。这种宽容的态度，虽然是出于对亲叔的情谊，但却没有有效地巩固自己的统治，反而给了朱棣可乘之机。

总结来说，表面上看，建文帝拥有强大的实力，但实际上，这种实力并不扎实，因为他始终孤立无援，缺乏有力的支持团体。这导致他在与朱棣的斗争中处于极为被动的局面。建文帝不能充分调动全国资源，尤其是那些藩王控制的地方大军，只能依赖那些文官。然而，这些文官虽然才学出众，但并未具备实际的军事指挥能力。李景隆的失败和建文帝最终的失败，实际上与这些文官的失误和忽视军事实力密切相关。如果建文帝当时能更加重视局势，并集中起所有有利的力量，朱棣必然不会这么轻易地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