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聚焦内娱顶流扎堆攻读博士、MBA等高学历的热潮，既与行业“文盲”争议形成鲜明反差，也暗藏明星转型布局，而背后明星求学的真实初心与教育公平、学术含金量的博弈，正是本文要探讨的核心。

来源：传媒内参—广电头条

从王一博路演“一问三不知”的“文盲”争议，到金世佳、靳东扎堆攻读博士学位；从翟天临事件引发的学术信任危机，到艺术类专业博士制度健全后的明星报考潮，内娱在短短六年内完成了一场从“轻视学历”到“内卷学历”的剧烈转向。顶流明星们在财富自由后争相重返校园，背后不仅是个人职业规划的考量，更折射出娱乐圈评价体系、行业生态与社会期待的深层变革。这场学历狂欢的背后，是进步与争议的交织，也是行业寻找新平衡的必经之路。

一、现象：内娱学历内卷的三重路径

内娱明星的“求学热”并非单一赛道，而是呈现出多元化、高规格的特征，不同路径对应着不同的职业诉求与资源储的核心赛道。2024年上海戏剧学院、中央戏剧学院首次设立艺术类专博，为明星打开了系统深造的通道。金世佳重返母校上戏攻读表导演创作方向博士，延续其深耕表演的备，构成了一幅立体的学历竞争图景。艺术类专业博士（专博）成为顶流长期规划；林更新以专业课96.8分的高分成为上戏首届专博，试图通过学术训练打破“搞笑男”人设；靳东、阿云嘎在中戏同门共读，为其剧团管理与人才培养工作补充理论支撑。这一赛道的明星多为行业中坚力量，他们带着成熟的表演经验与作品积累，试图通过学术深造实现从“表演者”到“创作者”“引领者”的跨越。

MBA/EMBA则成为明星跨界布局的优选。戚薇考入北大光华EMBA，与谢杏芳同班进修高级管理知识，与其名下8家关联公司的商业布局形成呼应；奚梦瑶在港大MBA课堂上写下密密麻麻的笔记，为融入豪门商业体系补齐短板；“迅猛龙特蕾莎”暂停直播三月冲刺复旦MBA，完成从主播到复合型人才的转型。张国立、李湘、胡海泉等前辈明星早已试水名校MBA，这条赛道的核心诉求的是商业能力提升与资源网络拓展，让明星在演艺之外掌握更多生存技能。

海外留学则成为追求国际化视野与专业深耕的选择。张静初历经激烈竞争考入全美前三的美国电影学院导演系，全球仅28个名额的录取难度，与其直播十小时的学习投入形成印证；朱珠从巴黎高等商学院拿下媒体、艺术与创意硕士学位，为其国际化形象增添学术背书；杨天真、杜海涛等则通过海外学习项目探索职业新可能。这类明星往往不满足于国内行业生态，试图通过海外教育获取更前沿的行业理念与资源。

二、动因：多重压力下的主动突围与长远布局

明星扎堆求学绝非一时兴起，而是在行业竞争、职业周期、社会期待多重压力下的理性选择，每一份学历背后都藏着清晰的利益考量与生存焦虑。中年转型压力是最直接的驱动力。娱乐圈的年龄焦虑远超其他行业，30+明星面临角色固化、资源流失的困境。林更新直言“没有戏找我，就先去上学”，看似自嘲的背后，是对“搞笑男”标签的厌倦与对厚重角色的渴望；张静初放弃演员舒适区，花150万攻读导演专业，即便只获结业证书仍直言“知识与技能才是核心”，本质是为中年后转型导演铺路；靳东、阿云嘎作为剧团负责人，需要系统的理论知识支撑剧目创排与人才培养，博士阶段的学习成为其职业升级的必需。对于这些明星而言，学历不是装饰，而是突破职业天花板的“敲门砖”。

资源积累与长远利益的考量贯穿始终。高校执教已成为明星的重要退路，韩红担任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特聘教授、胡海泉出任南海音乐学院院长、苏炳添升任暨南大学体育学院院长，稳定的社会声望与收入让高校岗位成为“香饽饽”，而博士学位往往是这类岗位的硬性门槛。商业领域，戚薇通过EMBA提升企业管理能力，奚梦瑶借助MBA融入家族商业版图，学历成为明星整合商业资源、提升议价权的重要筹码。此外，在颜值、流量赛道饱和的当下，学历成为新的差异化竞争优势，让明星在资源争夺中获得额外加分。

社会期待的倒逼与行业形象的自救是隐形动因。央视网曾发文痛批“绝望的‘文盲’能演好戏吗”，王一博“不知角色意义”、赵露思分不清历史背景、鞠婧祎不懂钝角等名场面，让公众对明星的文化素养容忍度降至冰点。“不知知网”的翟天临事件后，明星不敢再轻易立“学霸”人设，但公众对“有文化”明星的期待却从未降低。这种双重压力下，主动求学成为明星改善公众形象、摆脱“文盲”标签的有效途径。同时，艺术类专博制度的健全，为明星提供了“名正言顺”的提升通道，让学历内卷从自发行为变成有路径可循的理性选择。

三、争议：特权阴影下的教育公平与学术含金量之辩

明星卷学历的热潮中，质疑声从未停歇。公众的争议核心，始终围绕着教育公平、学术含金量与资源占用三大焦点，而翟天临事件留下的信任赤字，让每一位明星学子都面临放大镜般的审视。最核心的争议是“特权倾斜”与教育公平的冲突。公众发现，明星考生往往手握普通考生难以企及的优势：靳东的博士导师是其大学班主任兼台词老师，林更新的导师也是其本科时期的授课教师，师生间的知根知底让他们在复试中更易获得认可；艺术类专博要求报考者提交3部舞台剧或影视作品及省部级以上奖项，林更新的金像奖提名、黄晓明的金鸡影帝荣誉、靳东的白玉兰奖加持，构成了普通考生无法逾越的门槛。这种“资源门槛”被质疑为“量身定制”，认为明星凭借行业积累挤占了学术资源，违背了教育公平的基本原则。

学术含金量的争议则源于“忙到飞起”的明星日程与学术要求的天然矛盾。翟天临读博四年拍11部戏、接24个代言的经历，让公众对明星能否兼顾工作与学业深表怀疑。网友调侃黄晓明“以其打字速度，十年写不完毕业论文”，并非单纯嘲讽，而是反映出对明星“混文凭”的担忧。尽管张静初直播学习十小时、林更新发文吐槽“上课写作业连轴转”试图证明投入，但在高强度的演艺工作与密集的学术要求之间，明星如何平衡始终是公众的疑问。杨幂在学术期刊发表表演经验文章被批“无学术价值”，也折射出公众对明星学术产出质量的严苛要求。

“占用学术资源”的质疑则直指本质。公众认为，高校的学术资源有限，明星凭借名气与资源获得入学资格，本质上是对普通学子机会的挤压。尤其是在“翟天临事件”后，教育部加强了论文抽检与盲审力度，高校的学术把关责任更重，明星考生的加入被视为“增加风险”。这种质疑背后，是公众对“学术神圣性”的捍卫，担心娱乐资本与流量逻辑入侵学术领域，导致学术标准被稀释。

但争议也存在片面性。事实上，明星报考并非“一路绿灯”：黄晓明通过上戏博士材料审核却在复试中落榜，证明考试筛选的严肃性；刘美含凭借保送北外的学霸底子报考北大艺术硕士，仍因笔试成绩不达标而落榜，显示录取体系的刚性；艺术类专博的复试包含思想政治理论与两门专业课，对知识储备与系统学习能力的要求不低。高校在明星报考问题上也愈发谨慎，避免因“放水”导致日后出现学术不端风险。因此，简单将明星读博等同于“特权镀金”，也忽视了其中的竞争与筛选机制。

四、反思：学历内卷背后的行业变革与价值重构

明星卷学历的热潮，本质上是娱乐圈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既暴露了行业的深层问题，也预示着行业评价体系的积极变革。这场内卷的最终意义，不在于明星获得了多少个博士学位，而在于能否推动行业从“流量至上”向“能力为王”转型。

从积极层面看，学历内卷倒逼明星提升文化素养，有助于改善内娱“文盲”扎堆的乱象。郝蕾曾发问“读不懂书的人怎么能读懂剧本”，这句话点出了文化素养与业务能力的深层关联。明星主动求学，无论是为转型还是为形象，都意味着对“文化重要性”的认可，这种导向会影响整个行业的风气，让年轻艺人更重视文化积累。同时，明星的求学行为也为艺术领域的“学术与实践结合”提供了可能，他们带着丰富的行业经验进入高校，能够为学术研究提供鲜活案例，推动艺术理论与行业实践的双向赋能。

但消极层面的风险同样不容忽视。若学历内卷沦为“镀金游戏”，明星只为拿文凭、博眼球，不仅无法提升自身能力，还会进一步破坏学术公信力与教育公平。如果高校为了流量与名气降低录取标准，让明星“轻松拿学位”，最终会损害学术的严肃性。更值得警惕的是，若行业陷入“唯学历论”，可能会出现“重学历轻业务”的新乱象，让明星忽视演技打磨与作品创作，转而追逐学历标签，本末倒置。

对于明星而言，学历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林更新想要“凭演技被记住”，最终仍需靠作品说话；张静初转型导演，能否成功取决于其执导能力，而非结业证书；戚薇深耕商业，EMBA的知识需要转化为企业经营的实际成效。学历可以为明星带来加分项，但无法替代业务能力与职业操守，这才是立足行业的根本。

对于高校而言，应坚守学术底线与教育公平，既不因为“明星身份”而降低标准，也不因为“公众质疑”而拒绝优质生源。艺术类专博的设立，本就是为了培养艺术领域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明星的行业经验与实践积累若能与学术研究结合，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关键在于建立透明、公正的选拔机制，让录取标准公开化、考核过程严格化，确保每一位录取者都具备相应的学术潜力与学习能力。

对于公众而言，应摒弃“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既不必因个别案例就全盘否定明星的求学行为，也不应盲目追捧明星的学历标签。理性看待明星读博：既要监督是否存在特权与学术不端，也要认可那些真正投入学习、追求进步的行为；既要对“文盲”明星保持批评态度，也要给明星的成长留出空间。

内娱的学历内卷，是行业发展到转型期的必然阵痛。它既是明星应对职业焦虑的主动选择，也是公众对行业文化素养提升的集体诉求。当热潮退去，真正能留下来的，不是那些光鲜的学历标签，而是明星通过学习获得的能力提升、行业生态的良性改善，以及“以文化素养为基、以业务能力为本”的行业新共识。这或许才是这场学历内卷最值得期待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