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翰烽/文

一是全力增加居民收入，特别是扩大中等收入阶层。

只要现在口袋里有钱，不用担心消费问题；或者是相信未来会更有钱，也不用担心消费问题。

一方面是增加现实的收入。这是当下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居民的收入是否保持持续增长？

一个是基层干部群体，至少包括绩效奖励等在内的收入是有所下降的；

还有一个是农民，一部分农民工可能在城市无业可就，特别是建筑行业；还有一部分在家务农的农民，农业收入也恐怕受到了影响。

比如今年有的农村水果业虽然丰收丰产，但是销售价格下降了一半左右，而且销量也受到影响，收入相比去年明显缩水。

另一方面是增加预期的收入。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今年我的收入虽然下降了，但明年有可能增加。

这是信心问题，希望问题。

有位村支书曾经坦言，农民眼下比较关注三个问题：一个是收入问题；一个是安全问题；还有一个是遇到了诉求困难有人解决的问题。

解决“增加收入”的问题，就是提高消费能力，让人“能消费”。

二是扩大投资于“人”的投资。

这应是未来一个比较大的改变，就是要将更多的钱投资于“人”，而不仅仅是投资于“物”。

可以说，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钱，是非常可观的，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过度地投资于“物”，有两个问题不能忽视：一个是边际效益在逐步递减；还有一个是可能导致的贫富分化。

而眼下关于“人”的焦虑，应该进一步引起重视，这也是人们不敢消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人”切身相关的民生事项：比如住房、养老、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等，政府需要加大这方面的投资。

在这些方面的投资，不少家庭、个人往往付出了太多，占据了整个支出的大头，束缚了家庭和个人的手脚，从而抑制了更多的消费。

解决投资于“人”的问题，就是强化消费保障，让人“敢消费”。

三是优化完善阻碍或影响消费方面的一些政策法规。

这个也是需要关注的，就是一方面要鼓励消费，另一方面在政策法规方面又不太给力。使得一些好的消费政策法规难以得到实行。

比如，带薪休假制度，本来是拉动旅游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好政策，但在实际当中执行得并不太好，导致实行多年的节假日调休制度不得不继续，长假经济的短期效应，并不利于消费经济的健康发展。

比如，城市管理方面，无论是过多的停车收费或罚款，还是小摊小贩的管理，实际上都有可能抑制消费的活跃。

再比如，餐饮行业，对于大操大办酒席的治理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有的地方可能治理过了头过了度，使得一些正常的婚丧嫁娶也受到了一定限制。不仅是一些传统文化意义的消失，而且也抑制了餐饮消费，以及背后链接的农业、食品、物流等行业发展。

解决消费政策法规问题，就是营造良好消费氛围，让人“想消费”。

当然，有人说，人口下降是一个影响很大的因素，但是从人口总量来讲，其实并不太少，关键是如何激活存量，营造人口持续增长的环境，才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