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息全宇宙》

近年来，“政治正确”频繁在互联网骂战中出现。在中文语境中，它也常被用于嘲讽欧美等西方国家的平权政策。

具体来说，平权政策是在性别、种族等维度对弱势群体进行赋权的社会政策，尤其是在入学、求职、公共机构职位聘用上尝试扩大这些少数人群代表性的社会政策。

平权政策通常长什么样子？它背后的思路是怎样的？经历过哪些历史？饱受攻击的火力点在什么位置？今后的前景如何？

讲述丨陈迪

来源丨看理想节目《观念辞典：你身边的政治学》

01.

平权政策的起源

平权政策，在英文里有个相当如雷贯耳的专属名称：affirmative action。之所以如雷贯耳，是因为它实在被骂得太多了，是保守主义者集火“进步派政治正确”最大的几宗“罪”之一。并且，这个概念对中文世界的影响力也不小。

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的华人社群里强烈反对“affirmative action”的声音由来已久、非常突出，而且很能够与身在国内的人们产生共鸣。这种真挚的厌恶之情，随着传媒、网线、朋友圈，跨越大洋，传导到半个地球之外。

如果没有背景知识，可能看不出来“affirmative action”说的是什么。Affirmative，肯定的，积极的；action，行动；直译过来就是“肯定的行动”、“积极的行动”。

和很多概念相类似，“affirmative action”也发生过新旧含义的巨大转换，如今的定义完全由时代上下文赋予。这个词组在历史文件里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1935年的《美国劳资关系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 of 1935）。

1935年处于罗斯福新政的第二阶段，以大胆调整工人阶级与资本方的关系而闻名。这中间出现了很多过去的经典自由主义小政府不会做的事情，譬如由国家主导的社会保险、由法律支持的工人集体行动。

这些以前没有现在有的行动，对比之下都是“积极的”、“主动的”。后来，历史的轨迹兜兜转转，来到1960年代，那又是一个变革的时代。

约翰·肯尼迪在1961年就任美国总统后，最早做的最重要几件事情之一，就是签署了一份行政命令，要求任何承接政府合同的承包商“采取积极的行动”——“take affirmative action”——为了“公平地招聘并对待雇员，不得受种族、信仰、肤色、族裔来源的影响”。

这是“affirmative action”这个表述第一次与平权政策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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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那以后，美国上下，大小的平权公共政策纷至沓来。除了联邦政府和立法机构，地方上的公共部门、公营私立的学校、甚至商业机构，都在纷纷响应民权运动的时代精神，更加多元包容，更加兼顾弱势。

各种条例规范的措辞中，很多都采用了“affirmative action”的表述。这个词组也就自此与进步主义式的平权政策划上了等号。

对比“political correctness”（政治正确），“affirmative action”作为一个概念名词的运气要好不少。

因为它最早出现的时候就是褒义的，不是被人造出来讽刺用的，现在的进步派、自由派也不会羞于使用这个词。即便公共讨论里也有不少的争议，有很坚定、声音很大的反对人群，但直到今天，它的支持者基础都足够多。

02.

平权政策：以大学录取为例

宽泛来说，任何立意于包容、平等、兼顾弱势人群、扩大少数群体代表性的政策实践，都能被包进平权政策的框架。

程度最弱的，到电视上发个广告鼓励少数族裔多报考公务员岗位。程度最强的，在职务、招聘、录取上设置配额，例如不管候选人资质如何、超标还是不达标，最后的职位一定要有一半是女性，这种就是配额制度。

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社会都有各自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平权政策。中国有少数民族的考生高考加分、地方税务上的优惠、各级党政机关之中所保持的少数民族干部比例，以及更加广泛的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援建设、财政转移支付等等。

如果从时间上进行横向对比，我们比大多数西方国家要早很多。社会主义的民族政策从建国开始就相对稳定，并不需要等到像西方1960年代那样，要经历全社会的震荡、反思与变革，才开始在这方面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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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权政策就是为了一个目的：社会公平。从这个根本目的往下可以细分出很多思路，包括反歧视、提高或确保弱势人群的代表性、对过往历史的不公所造成的结构性鸿沟进行补偿等等。

不同社会的历史条件不同，强调的侧重点不一样。但有一个预设是共通的：

社会权力不可能按比例分布在不同人群之中，权力最大的主流群体一定会占据超过其份额的社会资源；如果不进行有意识的干预，权力结构的自然逻辑必然是让资源更加集中、让不平等更加强化。

从长远来看，这不仅是不正义的，而且非常危险，所以需要干预，这就是平权政策。

美国虽然是将“affirmative action”这个词组推向世界的发源地，但是他们的平权政策本身其实远谈不上激进。很突出的一点是，美国的宪法和法律意见从原则上反对身份配额制度。

如果将固定比例的高级职位交给女性，将固定比例的大学学位交给非裔、拉丁裔、亚裔，这样的操作在美国是违法的，有不止一次判例强调过这一点。

相比之下，世界上实行身份配额制度的地方不少。例如在欧洲，很多国家、甚至包括欧盟整体，都有要求上市公司、大型企业的董事会，需要确保女性成员至少达到某个比例以上，这个数字可能会高达40%。

当然，在美国不得设置配额，不等于无法进行基于身份的偏向选择。

身份配额违法，是在将身份属性作为职业录用、升学录取里唯一的选择标准的时候才违法；而如果不把身份比例定死，只是把身份作为一个参考项、补充项，那么再行参考身份进行偏向选择，也是完全合法合规的。

2016年的“费希尔诉德克萨斯大学案”（Fisher v. University of Texas, 2016），是近年美国在大学录取方面最重要的平权案例。

阿比盖尔·费希尔（Abigail Noel Fisher）是德克萨斯的一名白人女生，她在2008年申请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被拒了，她就状告学校，指控学校照顾少数族裔的平权政策违法违宪，她应该被录取。

几十年以来，很多起美国落榜学生状告学校平权政策违法的案件，都是这样的。

原告不需要向具体的少数族裔被录取学生开刀，只要自己的一些硬性指标没有比最低的被录取人低，然后学校又有实行平权政策，就可以告一告。运气好的还可以打到最高法院，被历史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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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德克萨斯大学回应说，没有搞族裔配额，而且族裔平权政策只会影响到整体招生计划的一部分而已。

该校的政策是，对于全德克萨斯州高中毕业班的学生，只要是班里的前10%，他们就只看学业水平，完全不看身份和任何别的条件，也就是择优竞争。

但是，如果你还不够好，就像这个案子里的学生费希尔，那就要和剩下的人一起接受非择优挑选。在绩点也需要过得去的前提下，这个区间就不再只看成绩。

学校可能会欣赏你的特长、独特的经历；如果你是家里几代人的第一个大学生，你会得到优先；如果你来自贫困社区，可能寄托了全村的希望，也要给你优先；如果你是少数族裔，学校看今年招的少数族裔学生还不够多，也可能会优先选择你。

这就是平权政策在美国大学招生流程里的一个典型场景。

学校肯定会保持最大一块择优录取的部分，因为最在乎生源质量的一定是校方自己。然后在那些非择优的部分，学校首先也不会允许候选人成绩太差，才能确保这些学生进来以后也能跟得上。

接下来，在“非择优候选人的学业水平都是学校可以接受”的前提下，再根据各种条件挑人，挑有趣的人、特别的人、值得期待的人、需要照顾的人。总而言之，都是在他们认为可以要的人里面再挑人。

所以，大学平权政策的反对者们最经常使用的一个指控，即平权政策会让大学录取没有资格、不够水平的人，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如果反对者们只针对招收少数族裔的部分发难，种族歧视的嫌疑很大。

03.

平权政策的反对者

过去几十年间，闹得最大的几起“落榜学生控告美国大学平权政策违法违宪”的案件，美国法律界，尤其是最高法院，最后都支持了平权政策合法合理，也都一遍遍强调了学校不能搞种族配额。

对此，美国的保守派阵营不买账，他们的反对意见有几种典型。前文所述“指责平权政策会让大学录取不够格的学生”是一种。可是，还有一些批评确实很难回避。

比如，平权政策拖累、降低了美国大学里所有少数族裔学生的社会评价，给他们带来了一种本不该承受的污名化。

这种批评的逻辑是，既然平权政策将更多少数族裔学生带进了大学校园，那么从客观上来说，在少数族裔大学生里，平权政策受惠者的比例更高。人类的刻板印象是非常霸道又愚蠢的，会轻易把“比例相对更高”换算成“他们全部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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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不是所有的少数族裔学生都会感谢平权政策。

这种随处滋长的评价方式会成为社会负担。不是说对那些“凭实力进去的”少数族裔学生不公平，而是任何人从一开始都不应该承受这样的评价。

平权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克服歧视、填补不公，政策都是经过合法程序出台的，受惠的人们所接受的，是社会向善美好愿望的祝福，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

不过也许，社会政策，作为一种“分蛋糕”的社会干预方式，注定永远都无法获得所有人的拥护。特别是在大学平权政策这个话题上，美国的华人，恰好踩在了“被分蛋糕”的立场上。

美国华人的位置太特殊了：

他们是美国平均家庭收入最高的族裔群体之一，至少肯定比白人高；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很体面，中产比例大，长年被誉为“模范少数族裔”；孩子成绩也好，现在已经超出人口比重地占据大学名额了，如果再按分数择优，顶尖大学的华人比例将非常高。

平权政策的一大逻辑预设是，社会权力不是按比例分配在不同人群中间的，权力最大的群体会掌握远超出他们份额的资源；正是为了阻止权力富集，社会政策才应该介入并予以再分配。

按照这个标准，美国华人无论如何都属于应该被“再分配”、而且是向外让渡资源的那个部分。也不是说人数少的族群就绝无可能站到社会食物链的顶端，但这里的问题是：美国华人真不算食物链上层吧？

至少从其他关键指标上来看，华人在美国政治社会里的权力感是极弱的。公共职位就不说了，就连在社会机构、商业企业里的管理层位置竞争都要弱人一筹。经济地位上的优越极难转化成政治地位，在现实政策过程中严重缺乏声音与代表性。

以族群的社会权力、文化权力而言，不仅要远逊于非裔和拉丁裔群体；甚至对比同为亚裔的印度裔乃至越南裔，也要在这些社会指标上相形见绌。

《瞬息全宇宙》

对于一个距离真正优势尚且大有距离、并且怀抱真实危机感的族群来说，要让其乐意接受“作为当权群体让渡机会与资源”，是极难妥协的大问题。

不过在这里，华人群体与平权政策的遭遇战，大概只能说是一场很不凑巧的意外。毕竟，平权政策背后的进步主义、多元主义价值，与任何自觉失权的人群之间，就算会有一时龃龉，从长远来看也更似盟友。

西方华人群体所面对的真正挑战，是与整个政治社会结构的关系。那可不是超过25%的哈佛大学新生华人占比就能给解决的。

04.

政治正确，用魔法对付魔法

不过，无论华人再抱怨，也比不上美国保守派反对平权政策的那种声泪俱下。对后者来说，他们有一场文化战争要打。围攻政治正确是他们最重要的一场战役，而讨伐平权政策又是他们很关键的一片战场。

“逆向歧视”（reverse discrimination），是保守主义者但凡谈及平权政策必会带出的高频词。比如，“白人男性异性恋最受伤”的叙事。

任何社会的主流人群所最欠缺的，是能够看到并承认自己一直以来都在坐拥便利与权力的真诚心；而不是刚一感受到千百年来的特权地位稍微动摇，就觉得全世界都欠自己的。

对于“平权政策导致逆向歧视”这种主张的反对，一直以来都有很丰富的实证材料支持，只是对大众比较生涩。美国法律学者斯坦利·费希（Stanley Fish）的反驳文风就比较彪悍。

他在作品里写过这样一个章节，名字叫“你只可以用歧视来打败歧视（You Can Only Fight Discrimination with Discrimination）”。这本书写于1994年，他以嘲笑的心态，看待平权政策反对者们言必称“逆向歧视”、“公平受损”。

什么是公平？公平不是一个概念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

如果只是在真空中理解公平，那么所有人使用同一套标准，所有人接受同一种筛选，确实就公平了；然而现实是，所有人群的起点、条件、历史背景都是不同的，有的人就是事事顺手，有的人就是处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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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不指望那些高大上的抽象平等原则，只是很痞气地说：所以公平一定会是打出来的结果。

因为人们本身太不一样了，不可能从真空里冒出来个公平，让所有人都能接受。对一些人的公平，在另一些人看来就是不公，世上的不公平感是无法被完全消除的。

平权政策以前的高校择优录取，真的就更加公平吗？也不要说什么同样的努力同样的回报，但凡是个诚实的成年人都该承认，教育成果就是用资源堆出来的。

你要扯下脸面跟我说“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忍一忍”吗？既然你都这么讲了，大家就各自全力以赴呗。

平权政策、身份倾斜就是这场社会抗争的成果和战利品。也许它们和概念公平没有什么关系，但确实是曾经的被剥夺者们所能实现的最“公平”的东西。你们之前不是说要接受世界的不公平吗？那现在也麻烦接受一下新的“不公平”呗？

斯坦利·费希在这里干脆地放弃了和对面阵营和解的打算，完全不和稀泥了，只专心动员自己的价值盟友。但他暗示了一个重点，指出了包括平权政策、政治正确的一个本质：

它们都是作为对糟糕现实的矫正工具出现的，矫正社会意识、矫正权力关系；然而这种工具本身，和优雅、端正、高风亮节完全没有关系。

政治正确本身确实就是价值有亏的道具。用反对者的话来说，“为了自由的目标，却用了最反自由的手段”。

这也许是一个很公平的评价。可是明知如此，又有什么办法呢？

保守现状，也只是会成为不公现实的帮凶。所以斯坦利·费希才能这么简单粗暴：那就用力干呗，反正每个人的“正确”都是自己的“政治正确”。

*本文整理自看理想音频节目《观念辞典：你身边的政治学》第11期，有编辑删减，完整内容请移步"看理想"收听。

音频编辑：hyl、荒井柴

封面图：《瞬息全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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