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张英

“医药界什么时候会出现华为、比亚迪这样的公司？如果华为的手机价格有管控，还会有今天的华为吗？如果比亚迪等电动汽车也进行集采，还会有今天的比亚迪吗？”10月26日，在第十届医药创新与投资大会上，中国医药促进会资深会长宋瑞霖说，医药产业的腾飞关键在于如何完善市场机制。

他引入国际案例来说明市场机制的决定作用。他指出，美国通过设置价格基准和关税威胁，成功吸引了礼来、辉瑞等巨头将数百亿美元的投资撤回美国。头部跨国药企60%的利润来自美国，这使得它们必须服从美国的市场政策。

相反，欧洲由于搞社会福利主义，持续降低药价，导致了医药产业的“去中心化” 。欧洲制药巨头如罗氏、诺华、拜耳、赛诺菲等，其全球新药也纷纷选择在美国首发，因为美国市场大且价格更具吸引力。最典型的是英国，在退出欧盟后，因市场吸引力不足，也面临着大型药企取消投资的问题。

宋瑞霖表示：“我们要从这些国际案例当中去思考，去研究一下中国该怎么办。”

他认为，目前中国创新药产业的发展与市场潜能是不匹配的。数据显示，中国的人均创新药支出严重偏低。以日本为例，其人均GDP是中国的3.9倍，但人均创新药支出却是中国的24.4倍。

他进一步指出了中外创新药价格逻辑的区别。在美国，创新药上市后有长达十几年的价格稳定平台期，专利到期后才出现“专利悬崖”。而中国的情况是，创新药医保谈判一开始就是降价谈判，导致产品一旦上市就面临价格下降。

宋瑞霖说，在产业链条中，中国目前在发明和转化阶段表现出色，但由于市场支持度不够，在商业化阶段举步维艰，只能充当“项目的提供者”。

为此，宋瑞霖提出了两项核心建议：

第一，改革创新药医保准入和评价机制。他认为现行依赖GCP临床试验数据进行的药物经济学评估“可能还缺少一些科学性”。他建议借鉴国际经验，实现药监局审批与医保局目录的直接对接。

他提出的具体方案是：创新药可先进医保，暂按目录内同适应证药物的价格报销。两年后再拿真实世界数据来做评估，根据优效、非劣效还是劣效来确定最终医保支付价格。对优效的提高价格，非劣效的等同价格，劣效的则不予报销。他认为，这可能更加接近真实的实际需求。

第二，大力发展商业医疗保险。宋瑞霖说，党中央和国务院已明确提出建立商业医疗保险。他强调，商保必须遵循“大数法则”，不能搞成各地分散的小人口量保险，否则依然无法支撑起中国创新药的未来。

他测算，中国3.5亿中产，如果每人每月花800元买商保，一年可募集的资金应当是3.4万亿元，这一数字已超过现有的医保募集资金。

针对“商保是否是给富人开后门”的担忧，宋瑞霖将其比作私家车与公共交通的关系：一部分人用商保报销，岂不是把更多的基本医疗保障给了更有需要的人吗？他认为，医保应转而对贫困人口等低收入者给予更高比例的支付，这才是代表了社会公平。

宋瑞霖总结，如果中国的创新药支付能达到日本的水平，医药产业将能成为真正的经济支柱产业。让创新药价格回到合理位置，企业才能缴纳更多利税，财政才能更好地支持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