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光辉史册中，新四军的故事波澜壮阔，而其首任军长叶挺的三年任期，则是一段充满矛盾、艰辛与非凡贡献的传奇。

鲜为人知的是，从1937年10月受命筹备组建新四军，到1941年1月“皖南事变”被扣押，叶挺在名义上担任军长的三年多时间里，实际在岗指挥仅约一年半。

必须要讲的是，这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一位非共产党员的北伐名将，在国共合作的复杂夹缝中，为践行民族抗战誓言所经历的必然坎坷。

要理解叶挺为何在岗一年半，必须回到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中。新四军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其由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但军长人选需得到国民政府的认可。叶挺，这位早已离开共产党但信仰未改的北伐名将，因其在国共两党中都享有崇高声望，成为双方都能接受的最佳人选。

然而，这一特殊身份也为他后来的困境埋下伏笔。在党内，他需要接受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副军长项英的实际领导；在党外，他需要与心怀叵测的国民党各级周旋。

双重因素下，使得叶挺在指挥时受到多方掣肘，有些也让他极度彷徨，这也就有了叶挺在史料上的“三上辞呈，二次走避”。

具体时间节点：1938年10月12日到1939年2月23日，因与项英在部队发展方向和统战策略上产生矛盾，工作难以开展，在重庆向蒋介石递交辞职书，经周恩来劝说，收回辞职书并回到新四军军部。

1939年9月1日至1940年7月底，因为国民党总是无端扣发经费和百般刁难，再加上他在指挥上矛盾，再次向蒋介石递交辞职书，蒋正想拿掉叶换上心腹，周恩来报告中共中央同意经与叶恳谈，叶挺回军部；1940年11月奉命北撤，为新四军选定北移线路，拨付经费、弹药补给，一再受到刁难，28日再上辞呈，蒋介石未准（此段资料来源：胡北党史网）。

这样一来，叶挺就将近有一年半的时间，不在指挥岗位上。但他每一次“走避”，都是为了寻求解决问题的突破口，而每一次“回归”，都彰显了他对党中央和抗战事业的绝对忠诚。

不得不说的是，即便是在指挥岗位上一年半的时间，叶挺的功绩也是足以彪炳史册的。

新四军成立之初，是由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汇集而成，队伍分散，装备简陋。叶挺到任后，以其在北伐铁军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崇高威望，全力投入部队的整编和正规化建设。

从汉口的军部成立，到迁至南昌、岩寺，最终扎根云岭，他事必躬亲，建立健全了司令、参谋、后勤等一系列现代化军事指挥体系。他特别重视人才培养，创办教导总队，在短短数年间培养了超过5000名军政干部，为部队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核心动力。

新四军组建初期，叶挺的“非党”身份和北伐名望，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多次奔赴国统区乃至香港、东南亚，利用旧日关系，为部队争取生存空间。他成功地从国民政府那里争取到部分经费和弹药补给，尽管过程“一再受到刁难”。

更值得一提的是，1939年他赴东南亚募捐，为物资匮乏的新四军带来了宝贵的130万港币捐款，以及大量医疗器械和通讯设备。这些“输血的功劳”，是任何单纯军事将领难以企及的。

在军事指挥上，叶挺坚决执行党中央制定的“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他亲临前线，指挥了韦岗战斗、夜袭浒墅关等著名战役，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江南人民的抗战士气。

在他的领导和影响下，新四军在复杂环境中浴血奋战，从1938年到1940年，部队从1万余人发展到10万之众，对日伪军作战4000余次，歼敌10万余人，成功在华中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而这些功绩，永远都会镌刻在我军历史中，发出永久耀眼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