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三号，上海的法庭上，王健林没等来喘息的机会，又成了被告。

这回把他告上法庭的，不是什么外人，而是曾经一口一个“老朋友”的万科。

这场官司的源头，得从2019年说起。那时候的王健林，还想在长春干一票大的，计划砸两百亿，搞一个国际影都项目。

项目第一步，是长春国资单位先花了90多亿拿下了地块。

王健林接手后，很快就感觉到了资金的压力。一个人扛不住，就得找个伴儿。

他找到了万科。

万科也挺给面子，一家叫海南万骏的公司前后两次，一共拿出了50亿真金白银。这家公司背后的大老板，正是万科。

钱到位了，合作也就定了。万科拿下了项目公司15%的股份，还顺理成章地接过了住宅部分的开发业务。

那时候的设想很美：万达做商业，万科盖住宅，听上去是个天作之合。

万科那边也是信心满满，对外宣传要建“首个影视文化综合住区”，一副要大干一场的架势。

可惜好日子没过多久。

先是疫情来了，紧接着是整个房地产行业刮起了寒风。长春影都的房子，一下子就卖不动了。

到了2021年6月，万科那边先提了分手，不干了。

合作终止，就到了算账的时候。这一算，老朋友就变成了对头。

说到底，还是钱的事，一笔高达13.8亿的旧账。

万达这边也有一肚子苦水。他们说，50亿的本金一分没少，还额外给了2个亿的利息，总共52亿已经还给了万科。

而且，万达声称，在合作的两年半里，自己硬是独自扛下了一百亿的基础设施投入，还给万科的住宅地块让利了16.3亿。

万达认为自己已经仁至义尽

，要是再多给那13.8亿，万科这笔50亿的投资回报率就冲到65%了，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买卖。

但万科不这么想。

万科这边铁了心，白纸黑字的合同是唯一的凭据。

他们拿着当年的协议说事，按照条款，利息加上罚息，万达还差着13.8亿。

道理讲不通，万科直接走了法律程序。他们向上海虹口法院申请了财产保全，一出手就冻结了万达商管名下价值19.79亿的股权。

事情其实在2023年7月有过转机。当时双方眼看就要谈拢和解，万科都准备解冻股权了。

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岔子，和解最后还是黄了。私底下的账本纠纷，硬生生拖成了公之于众的法庭对决。

其实，万科的日子也未必好过。根据他们2024年的海外年报，税后利润亏了5亿多港元，急着回笼资金也是情理之中。

而王健林这边，更是步步惊心。2023年那次股权冻结，就差点搅黄了珠海万达商管的上市计划。

这次11月的开庭，又恰好赶在万达一笔短期债务到期的节骨眼上。

这笔钱要是判输了，对本就紧张的万达来说，不啻于雪上加霜。

这场官司，只是王健林眼下麻烦的冰山一角。

这些年，外界看王健林，印象里就一个字：卖。

他一直在卖万达广场，这曾是万达的命根子。粗略算下来，两年多时间里，他卖掉的万达广场超过了78座。

可问题是，卖了这么多，窟窿怎么还没堵上？

原因也简单，欠的债实在太多了。卖资产的速度，跟不上还债的需求。

压在王健林头上的，除了明面上的债务，还有一柄悬了好几年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对赌协议。

早些年，万达商管为了融资，跟一众投资者签了协议，承诺在2023年底前在香港上市。

结果，四次冲击IPO，四次都失败了。

上市失败，意味着万达需要拿出几百亿真金白银回购股份。

这直接引发了一连串和投资人的纠纷。

他个人名下，有将近5个亿的股权被冻结。整个万达系，被执行的总金额超过70亿。

资产被冻，融资的路也就被堵死了，现金流自然更紧张。

平心而论，王健林算是行业里嗅觉最灵敏的那批人之一。

早在2015年，他就提出了“轻资产”转型。核心就是剥离像万达广场这样的重资产，减少固定投入，把风险降下来。

这个策略在初期确实管用。从2020年到2022年，万达轻资产业务的收入从391亿涨到了493亿。这部分业务虽然只占总资产的4%，却贡献了将近一半的收入。

但面对巨大的债务黑洞，这点转型带来的收益，已经不够看了。

为了解决对赌协议的危机，万达引入了太盟投资集团（PAG）作为新的战略投资人。协议签完，万达商管在珠海万达的持股比例降到了40%。

虽然还是单一最大股东，但王健林不再拥有对珠海万达的绝对控制权。

王健林的处境，也是那个靠高杠杆飞速扩张的房地产时代的缩影。风停了，过去能把猪吹上天的风口，现在成了顶头风。

让人有些意外的是，在舆论场上，很多人反倒觉得王健林“体面”。因为他没跑，也没躲，一直在想办法还债。

这种评价，对一个年近七旬，仍在四处奔波的企业家来说，或许算是一种特别的慰藉。

秋季图文激励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