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译者是连接不同语言、文化与思想的重要桥梁。在21世纪AI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翻译”这一古老的手艺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变革，而“译者”又应如何自处，又将如何重新自我定位自然都是一个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近日，国内著名译者陆大鹏先生出版了一本小册子《翻译的乐趣》，分享了他有关翻译工作、译者身份的体悟与感想。于是，播客《边角聊》以此为契机，除陆大鹏外，还找来另三位从事过翻译工作的译者共同聊聊有关“翻译”的话题。四位译者在节目中围绕“什么是好的翻译？直译与意译之间该如何取舍？”“翻译腔究竟是缺点还是特色？”以及“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今天，大语言模型展现出令人惊叹的翻译能力，而翻译这一职业将何去何从？”等话题展开了一系列有意义的讨论。

特摘引精彩部分，转以笔谈的形式抛砖引玉，供读者们参考。

《翻译的乐趣》书封

对谈人：

陆大鹏，世界史研究者，英德译者，著有《德意志贵族》《巴比伦怪物：魏玛共和国犯罪鉴证实录》《翻译的乐趣》等，译有《阿拉伯的劳伦斯》等。

李思园，译者，译有《我们的箱根驿传》《岩田先生：任天堂传奇社长如是说》《并不想说坏话！无人敢评的吉卜力功过》等。

高伯樵，译者，译有《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钢琴笔记》《音乐的阐释》《教父电影全剧本》等。

沙青青，历史学者、播客主播，偶尔翻译。著有《敌友难辨：冷战谍海轶史》《暴走军国：近代日本的战争记忆》等，译有《石川啄木》《使日十年》等。

什么是好的翻译，什么是糟糕的翻译？

伯樵：翻译的好坏评判，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所翻译内容的读者的核心诉求是否被满足。

比如，如果你翻译的是一本通俗小说，或是社会新闻，那么符合读者阅读习惯、阅读方便的准确翻译就是最核心的诉求，满足这个诉求的翻译就至少达到了好翻译的及格线，这个标准往往围绕着准确、流畅、易读这几个词汇而展开。

如果是纯文学或严肃文学作品，则应该尽量还原原文在母语阅读环境下给读者营造的阅读感为佳。

如果翻译的是专业的学术著作，那么其核心读者的诉求就可能是正确甚至精确地理解作者的观点和论证，能清晰地辨识出作者使用的术语、概念。有必要的话，还可以通过译序、译跋梳理作者所讨论问题的学术史脉络，方便读者理解。至于译笔是否优美，不在考虑的优先选项内。

而影视字幕翻译，则需要尽可能方便让目标观众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扫”完乃至理解剧中人的台词，在方便观众速读的前提下，尽量准确地对内容进行口语化。考虑到大部分字幕都是口语台词，旁白或逐字念白的莎剧电影等特殊情况不在此列。

陆大鹏：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

好的翻译应当对作者负责，不扭曲原文的意思，对读者负责，尽可能地帮助读者理解，译者千万不要炫技。

某个译本，究竟是好翻译还是坏翻译，我觉得还是要看具体情况，没有什么固定统一的标准。实际上，就算是同样一个文本是完全可能同时出现两到三个甚至更多的译本，而这些译本可能都很优秀、都是合格的译本，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如果你是一个精通外文的人，自然可以把外文的原著拿过来比较。你肯定是可以找出一些硬伤，或者是一些处理上有待商榷的内容。但是那又怎样呢？我现在对翻译的态度比以前宽容很多。现在就觉得就是有一些小错误、小误解，都不是很重要。最主要是看你有没有能服务到读者。如果能让读者有所收获的话，那就足够了。因为有的东西其实很难说有什么对错之分，可能有的只是好和更好之分，而非对错之分。

沙青青：译者得压抑自己的创作冲动。

翻译毕竟只是翻译而已，以尽可能呈现作者的意图为第一要旨。在非虚构、社科领域，要做到这点或许更容易一些。在文学翻译领域，确实会有更大的困难，尤其是如何保留原作的语言风格和叙事节奏，同时还要在另一种语言中呈现出来。这并不容易。

李思园：好的翻译，首先必须是忠实的翻译，将作者的意图原原本本地传递给读者。

这不仅指内容忠实，还要求译者去尽力还原原文的行文感觉。日本的美国文学翻译家柴田元幸就曾说，做到忠实原文，多数情况下会使译文变“重”10%。（「あの本、読みました？」BSテレ東2024年7月4日「柴田元幸の翻訳術」）

做到不缺漏也不冗余，难度很高，一个例子是电影字幕或配音剧本的翻译，在忠实原文前提下，需要保持口语的感觉，同时受到字数的制约。例如改编自村上春树的六部短篇小说，由法国导演皮埃尔·福尔德斯（Pierre Földes）执导的动画电影《盲柳与睡女》。剧本是英文，在成片时录制了法语配音。柴田元幸为本片的日语配音版本做翻译指导。

糟糕的翻译，包括对原文的错误解读或词不达意，文化差异处理不当。而译者的过度发挥也可能导致译文偏离原文的风格和意图。

翻译腔到底好不好？

陆大鹏：这要看“翻译腔”指的是什么。

网络上评价的很多翻译腔，其实是错译。如果指的是所谓“欧化中文”的话，也不能一概而论。毕竟中文已经受到外语的深刻影响。根本不存在什么“纯洁”的中文。还要看原文的类型（是学术书，还是通俗作品？）以及译者和读者的语感。

李思园：“翻译腔”可以被看作一种特殊的审美需求，类似于人们对译制片配音风格的喜爱。

如果说好的翻译追求的是“信、达、雅”，尽可能地让译文听起来就像是原作在另一种语言中自然写成的一样。那么“翻译腔”突出了翻译的存在感，让译文显得不自然。

我最近在翻一些不同版本的日文译本的《福尔摩斯》。我会去看那些老的版本跟新的版本究竟有什么不一样。然后，就会发现老版本《福尔摩斯》会有很强的日语“翻译腔”，就像我们以前看中文的译制片里面的那样。这是一种很强的时代感。然而，对于特定的受众群体，比如喜欢译制片配音风格的人，或是因为喜欢声优而去关注配音版的观众，他们所追求的不是“自然”或“无痕”的翻译，而是一种独特的、风格化的表达。这表明，翻译的目的和标准并非一成不变，它会随着受众的需求和文化语境的变化而调整的。

对于绝大多数普通读者或观众而言，流畅、自然的译文仍是首选，但对于那些追求特定风格的群体来说，“翻译腔”或许能提供一种独特的体验。在未来的翻译中，译者或许可以更精细地划分受众，在“无痕翻译”和“风格化翻译”之间做出选择。

最近，还去观摩了由早稻田国际文学馆举办的日译英翻译工作坊，参加者包括米田雅早（川上弘美《大鸟的眼睛下》）、辛岛大卫（筒井康隆《穿越时空的少女》）等译者。期间提到对口音的处理问题，如果口音在原作中只是一种“风味”，就不应该过度发挥，例如把秋田口音译成苏格兰腔。

沙青青：我想到一个类似的例子。

最近读了一本冷战时代某位知名间谍小说家遗作的中译本。书中，突然读到“内卷”一词，感觉有点奇怪和别扭。于是，去查了原文，原来是“rat-race”。当然，我可以理解译者翻译为“内卷”可能是为了让当代的中国读者更容易理解并有亲切感。不过，却可能与原文的氛围以及原作者的语言习惯有了一种微妙的区别，以至于显得非常扎眼。因此有时候为了最终原文的意境，适度保持“翻译腔”反而可能是更好的做法。

伯樵：我本人并不反感“翻译腔”。

当然，不是说那种照搬原文导致句子诘屈聱牙、难以索解、从句套从句的翻译腔没有问题——译者应当尽可能去解决原文因其他语言的句子构成习惯。比如有人曾总结，中文句子的表达习惯是竹节式的流水句，而英文更像是树状式的分层结构（这种总结是否正确，当然也有讨论空间），那么除在纯文学翻译等具体语境中出于保护原文风格的考虑，在更多情况下，译者有必要将某些不符合中文表达习惯的语言进行“改装”。

但有时适当保留一些翻译腔并没有问题，尤其是没有影响到读者理解的情况下。适度的翻译腔在文学翻译里，能保存一些“异域感”，过度的本土化（比如翻译某些脏话或是口语）反而显得不伦不类。而在学术翻译中，翻译腔有时甚至有助于读者“还原”原文，相比于远超原文易读性的“流畅”乃至“假滑”，反而意义不大。尤其很多西文的社科写作，对句子的构成比较考究，语序往往有着与说理的递进、转折相一致的构成。在不至于会误解和反阅读的前提下，尽可能保持原句的某些语序，是可行的。

译者有没有可以自由发挥的空间？直译、意译之间如何选择？

陆大鹏：自由空间有，但不多。

我不太赞成译者过于发挥和炫技。想搞创作的话，不妨自己创作，不要在翻译时发挥。直译和意译也不是非黑即白，而要在具体操作中酌情考虑。

沙青青：有时候我会变动原文的语序以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

不过，即便如此，我也还是觉得要避免大规模地“改写”原文结构。有的时候，所谓“意译”会变成一种译者的“复述”或“转述”。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一种特别的好选择，译者对此应该有所警惕。

李思园：译者的自由不是随心所欲地更改原意或增删内容。

在这个大前提下，译者可以对语序和句法做出调整：不同语言的句法结构差异很大。译者需要根据目标语言的习惯，调整语序、拆分长句、或合并短句，以使译文流畅自然。这种调整看似微小，却直接影响读者的阅读体验。前面提到的“翻译转换”或“补偿”，也是一种技术策略，但谈不上自由发挥。

传统的翻译理论常常将直译和意译对立起来，但在实际操作中，译者可以在两者之间灵活切换。我会想象如果作者用中文写作，他/她会如何表达？他/她会倾向于使用哪种词汇和句式来传达他的思想和情感？然后进行具体判断。难以抉择时，我会回到“忠实”原则，倾向于直译。

伯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或许没有什么可以一言以蔽之。

如果非要说“规则”的话，可能是一个逆向的规则：即什么时候不能自由发挥、什么时候不能原文1:1照搬还原——除此以外，只要不碰触底线，直译、意译都应该被允许。

至于这个逆向规则，我觉得或许就是：不伤害原文原意，不会让读者因为译文的自由发挥而对原文产生误解；也不会因为过度直译，而损害了原文的“形、神、气、韵”在“形”之外的“神、气、韵”。

译者虽然有“创造性”的空间，但这一切都是基于两个前提：对原文的忠实，以及对潜在读者核心阅读诉求的预判与满足。译者不应该过分自大，也不应过分夸大自身工作的重要性以至于存在感过剩导致译文相比于原文走样严重。诗歌类的译者或许是个例外，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小说与非虚构作品翻译存在什么异同？如何看待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陆大鹏：再好的翻译，也只能说是无限趋近于原文。

翻译注定会损失很多东西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就比方说我自己读国外作家书的话，我也尽量不读翻译的，而是读原文。所以，对文学爱好者而言，最好还是学外语、读原文，至少要学好英文。当然，如果限于一般性了解的话，或者不需要读文学，而是读“实用性”文献，翻译就足够了。至于小说与非虚构并不是对立的。小说当中也会有非虚构元素，非虚构作品也会用文学技法，具有突出的文学性。但一般来讲，非虚构作品的翻译不需要像翻译小说那样雕琢文字。

伯樵：但每种情况也都有例外。例如在通俗文学中，偶尔也会涉及一些“高雅”的内容，比如《达芬奇密码》。

这本书里面也会有关于拉丁文，或是欧洲历史、宗教、文化的内容，很多地方对于欧美读者也有一定门槛，甚至这些文字本身就是为了营造一种神秘、典奥、渊博的古雅氛围，那么中译不能把这些内容翻得简洁、平易。而像《忧郁的热带》这样的学术书，其文字乃至文韵也异常好看，甚至很难说是纯粹的学术著作，如果译笔不太考究，就会损伤掉原文中细腻的意向比喻与叙述感。此外，像《是，大臣》《是，首相》这样的英剧，字幕组如果把剧中人物那种用词浮夸虚矫、内容空疏荒诞、句式复杂回环、腔调却文绉绉的、充斥着复杂的意义指代和政法专业名词的官腔官调简化翻译得易读、流畅，这部英剧的讽刺意味将大大缩水。

沙青青：这让我想到另一个日语外来语的例子。

日文里面很多词都是外来语，现在很多外来语是直接用假名去翻译，其实是将其发音“转译”到日语中。但我看到过一些日本作家和学者对此会有批评，他们会觉得现在很多英语或者其他语言的词语，在被翻译为日语外来语的时候，只是在用假名模拟发音，而且不是在真正地“翻译”其意涵。

李思园：日文翻译中如何处理平假名、片假名和汉字确实会是一个难题。

日文有三套书写系统——平假名、片假名和汉字。2024年芥川奖作品《东京都同情塔》所探讨的是日本社会中片假名的日益盛行的问题。用片假名书写的词汇类似于音译词——在日本人听来，这些词比传统的汉字词更有距离感，因此也就更“委婉”，能够避免歧视性的措辞。平假名、片假名和汉字各自所承载的语感和情感色彩，也是翻译中很难处理的部分。

译者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译者应该是外文好，还是母语好？

陆大鹏：理想状况当然是学贯中西。

但这个要求实在太高了。就实践而言，一个外文优秀、中文普通的译者，大概是胜过中文优秀、外文差劲的译者。

李思园：翻译过程中最大的挫败感是自己中文太差，无法在母语里找到最精确、生动、符合语境的词汇。

不过，在读了村上春树翻译的日文版《了不起的盖茨比》译后记之后，我释然了一些。《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文字风格是平实的，但其字里行间却充满内涵。村上在30多岁时下定决心，60岁时再着手翻译这部对自己的写作人生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选择等待的一个理由，是积累写作经验，用成熟的笔法去翻译。

伯樵：我觉得是自律和责任心。

我自己曾经也是一个严重的拖延症患者，曾经生生拖黄了一本书。所以说起来痛彻心扉。后来算是部分改掉了这个毛病。翻译最重要的不是英文好，也不是中文好，而是自律。一个靠谱的翻译，每天上完班回家、吃完饭，就要做一件对于翻译来说最重要的事：打开word。

我也介绍过一些朋友翻译，大部分人都会遭遇拖延症，有时拖延症还会引发连锁反应：比如拖了几年后，开始疯狂赶工，导致译文质量下降；甚至我还遇到过译文质量过低后，开始以“译稿费”太低来诋毁编辑、出版社以为自身译文质量欠佳辩护的情况。译费不高是行业事实，但遵守基本的合同契约（前提是：合同条款是符合行业常识的，而非单方面欺压的不平等条约），在无法遵守契约的情况下，也应找到合理的双方协商的解决办法，而不是玩消失、诋毁合约的另一方、以摆烂的译文敷衍了事。

作为一个业余译者（而非著作等身的职业翻译家，如陆大鹏、何雨珈老师等），保持每日翻译的节奏和习惯，是保证产出、告别拖延的唯一武器。

每个人对翻译工作的理解不同。很多拖延症译者往往有一个心理，类似于“等下个月工作闲一点，我集中大块的时间来翻译”，多数情况下，这是翻译拖延的起点。至少对我而言，翻译像是日课，每日都要去做一点，哪怕是一页，甚至一段，也要努力去完成。除非罹患重病，或是家庭剧烈变故，此外哪怕去外地出差、大年三十，我也会尽量完成这个日课（事实上，出差时往往时间更为充裕）。我有时会把翻译当成一项类似于往存钱罐里丢硬币的活动，这样会有些日拱一卒的小小成就感；有次甚至会把翻译进度做成一张Excel表，看着每天的百分比慢慢上升，会产生一些在外人看来或许非常可笑的简单快乐。

最后，在英文理解力过关的前提下，翻译的中文好要比英文好更重要——毕竟，读者需要直面的其实是译者的中文。

AI对翻译可能带来怎样的影响和冲击？

陆大鹏：首先强调一下，我对技术方面并不了解，所以只能从作为译者和读者的主观感受来谈。

据我观察，在合同、法律文书等商业翻译或签证申请材料之类“应用文”的翻译当中，机器翻译技术的效果已经非常好。

在社科图书的翻译中，AI的翻译作品虽然还达不到出版的要求，不能直接拿过来用，但已经超过了相当多的人工译者的水平。如果仅仅想大致了解一下文本的意思的话，用AI基本上是可以的。不过，如果要正式出版的话，还是需要高水平的人工编辑来修改。

有人说，AI不能翻译文学作品，不能转达“文学性”和人类情感中的一些复杂的、微妙的、非理性的东西。就目前来看，AI翻译文学作品的质量似乎确实不如翻译“应用文”和社科作品，但我不认为文学相较于后两者具有什么“免疫性”，或者面对AI大潮的冲击拥有什么固若金汤的防御。

但是，AI翻译有几个麻烦。首先，翻译的好与坏、正确与否，是很主观的，是需要人来判断的，机器还无法做价值判断。机器可以纠正语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断“对”与“错”，但好像目前还比较难判断“好”与“坏”，以及“好”与“更好”。

就目前来看，还需要一个拥有较高水平的人（可能是编辑，也可能是人工译者）来对AI译作进行裁决、审核、修改和加工。这样的仲裁者在今天是不难找的。有经验的译者和编辑都能发挥这样的作用。

但是，我估计，在将来，这样的仲裁者会越来越难找。为什么呢？今天的仲裁者之所以有仲裁能力，是因为他经历了人工翻译时代，拥有大量阅读的积累和翻译的实践经验。这样的人在今天其实也不算多。编辑朋友们一定会觉得优秀译者难找，而译者和作者也会抱怨高水平的编辑难得。这和社会的大气候也有关系。愿意花力气、下苦功夫去阅读和磨练的人，相对于整个人群，必然是很少的。

在AI时代，似乎一切得来全不费功夫，那么愿意吃这个苦头去努力学习的人恐怕就更少了。而没有经过这样一个艰苦学习过程的人，怕是很难获得足够的能力去仲裁译稿的好与坏、好与更好。

在某个场合我遇见法文翻译家袁筱一教授，她提出，在AI时代，人会逐渐丧失翻译的能力。我非常赞同这一点。而且人不仅会丧失翻译能力，还会丧失鉴定翻译水平的能力。道理很简单，这种能力的培养和获得是非常辛苦的，耗时也很久，何况也不是人人都拥有必需的天资。所以对获取这种能力感兴趣的人，恐怕会越来越少。

生活在今天的人类，其实早就已经丧失了很多能力。比如，绝大部分现代人是没有野外生存能力的。历史上的很多手工技艺，也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我是80后，我的父母那一辈人，很多还会缝缝补补，打毛衣，甚至自己做衣服。我们80后或者更年轻的90后、00后，会做这些活计的人就少得多了。

我觉得翻译也是这样一种会在“现代生活”中逐渐消失的能力。这是很遗憾的，令人悲伤的，但恐怕是不可避免的。

李思园：翻译《我们的箱根驿传》时，我意识到了人类翻译与AI翻译的区别。

在将コバルトブルー (cobalt blue)翻译成“钴蓝色”时，AI只需要做文字记号的转换，而我需要用眼睛去确认两种颜色是否一致。将抽象的文字记号与现实世界中具体的颜色视觉体验联系起来，判断这个记号所代表的颜色是否我的认知。也就是是语言学中记号的“接地”概念。我们的思考和语言并非抽象符号，而是与身体和感官体验深度关联。（参考：今井むつみ・秋田喜美「言語の本質: ことばはどう生まれ、進化したか」《语言的本质：语言是如何产生和进化的》）

此外，一些词看似简单，背后却蕴含着文化背景。在日语中，“君”的使用通常是在上级对下级，或者长辈对晚辈之间，带有一种亲近、但不失居高临下的语气。在翻译工作坊的试译文本中，出现了家人以“君”称呼，无论翻译成中文还是英文，都很难传递这层微妙的距离感和关系。解决方案是采用“翻译转换”或“补偿”的策略。译者可以不直接翻译“君”，而是通过调整整个句子的语气来“补偿”其缺失。或者选择保留“君”的音译，并在后文通过人物的行为和对话来逐渐让读者理解其含义。

AI翻译的进步确实令人惊叹，其效率和准确性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然而一些纯文学译者仍然认为，就算局部的翻译是准确的，如果缺少对整部作品主题的理解，译文还是会显得支离破碎。

沙青青：从平均水平来说，目前的优秀的AI 翻译可能已经比很多人类译者要好了.

我就想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了老电影，威尔·史密斯主演的《我，机器人》（I,Robert）。威尔·史密斯了一个非常讨厌人工智能，讨厌机器人的一个警察，在审讯一台机器人时，他质问道：“你们机器人只是对生命的模拟。你能像人一样写出悦耳的交响乐吗？能在画布上画出惊人的杰作吗？”结果，机器人反问一句，“那你能吗？”当然，威尔·史密斯演的警察自然也不能。不过，从目前AI发展的速度来看，大部人做不到，但或许AI真的可以哦。

伯樵：我觉得会带来非常大的影响。日后的译者很可能要与AI进行充分的合作。

除非某些出于某种“人类行为艺术”需要的“纯手工打磨翻译”作品，与AI合作估计会成为大部分译者乃至编辑的选项。

当然，我没有说，AI会完全取代译者——完全没有这个意思！

而是说，AI会有效地帮助绝大部分译者提高处理原文的效率。AI翻译就我的使用体验感受来看，不仅对原文的理解能力在稳定提升，甚至很多专精领域的论文，都能准确理解并进行翻译，而且在译文的流畅性上也表现出色。当然，它也会和绝大部分人类译者一样，偶尔漏译、误读，也会出现不太讲究的译文，甚至在一些对人类译者来讲毫无难度的地方错得离谱，但这并不应成为人类译者排斥AI翻译、乃至诋毁AI翻译的理由。

现阶段AI翻译最大的问题，或许还是语言上过于“均质化”，哪怕几年前那种滑稽的机翻错误大大降低了，但机翻味还是不小。作为大语言模型训练下的产物，这种文字的概率学游戏往往会选择单词最核心的义项对应词进行迻译，不可否认AI在表现游走在语言义项边缘的丰富、暧昧和含混时经常力有不逮。如果说人类译者的职能会有什么转变的话，我想可能就是语言的美化和内容的校改。用建筑装修类比的话，以前人类译者是按照原文的图纸来造水泥钢筋的房子、搞精装修、最后验收；而AI时代，某种意义上可以让AI来造水泥钢筋的房子，人类译者可以把精力花在搞精装修和验收上。当然，诗歌译者所面对的仍是另一个故事（看，这就是典型的翻译腔！）。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以电器说明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通俗文学、严肃文学、诗歌翻译画一条轴的话（看，这个顺序已经有很多预设在里面了，所以，这也只是一个未考虑具体对象的、充满刻板印象的轴；此外，这个轴上的类目显然挂一漏万；以及，如果要写上“哲学”的话，可能分析哲学/大陆哲学、德国哲学/法国哲学会被插在轴的不同位置上），人类的参与度可能会逐级升高。

当然，我也做过出版社编辑，我也理解编辑同志每次打开一份新交的译稿犹如开盲盒般的心情。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百分百支持AI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