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海

编辑|星海

《——【·前言·】——》

乾隆朝，有这样一个官员。他在浙江巡抚的位置上，推盐政、建水利、治理民生，却也被弹劾、免职、戍边。

为何同一个人能获皇帝重用，又能多次被责？乾隆在不同时期对他的态度，显露复杂而矛盾的情绪。卢焯究竟是怎样的人，为什么乾隆会对他“情有独钟”？

出身基层与初露头角

卢焯出生于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山东益都（今青州）人。他所属汉军镶黄旗，这标签在清代官员结构中带来一定优势，但并未令他一开始坐大官。

他没有科举取士之路，而是通过捐纳方式入仕，这表明既有经济实力，也有意向为官；但捐纳入仕在当时常被视为非科举正统，卢焯的仕途便带着一种“出身有点非主流”的气质。资料中有“监生”字样，但其官职履历起初在县级、州府级走过许多地头。

他先后任直隶武邑知县。武邑县下辖范围虽小，却农田、水利、兵役、税赋样样都要处理。卢焯在知县任上，多次处理县中纠纷，用制度办事。

他整顿征粮账目，督促县里减轻民负。县中有械斗事件，他奏请肃清武装社团，制止滥用暴力。当地百姓虽非文人，但对“知县严而不酷”的印象好。他做县令不在庙堂之上，而在田间里瞭解民情与税务。

他后调任山东东昌府知府，再到河南按察使、布政使。他在布政使任上，要管理一个省的财政户口、赋税、粮饷，以及地方文教与治安。他的报表清晰，账簿整齐，上奏清册中呈现地方实情。他刻意避开夸大成绩，也未掩饰问题。有地方旱水或盐商走私，他敢上奏，不惧触动既得利益。

这些年他写奏折，上、下都有回响。他撰写地方赋役调查、河渠水利状况、盐商流通路径、地方吏治中贿赂问题。地方官员中有人视其过于直，当地有吏员曾因其改革侵犯利益上书反对，但上面未完全否定他报告内容。

雍正十二年（约1734年），卢焯被任福建巡抚。福建管理事项更多：海防、盐务、土地税、驻防旗人事务，沿海商盐与内陆贸易、海外来往之事，都与巡抚职责有关。他到福建后，巡视海岸线，查海防道设立不够之处；在漳州、厦门一带盐商与海商纠纷，他增设官府监督、查账令商盐往来记录清晰。他要求州县报告盐税收入差额与实收之比，督促补漏。他奏请设立监理机关，减少州县与盐商之间的暗箱操作。

在福建任上，他也常奏请简化苛繁的捐纳负担。地方百姓遇风灾、海潮、山洪，府县请赈，他支持版本中缓征税赋。他找人实地察访农村庄户，了解“多少断交之户，多少漏税之户”。奏折中常写“百姓困苦”三字，不多，也不多作同情，但报告数字、实况清切。这些实务背景积累，让朝廷对他有所注意。

浙江巡抚与盐政改革初期冲锋

乾隆三年（1738年），卢焯被调任浙江巡抚，同时兼管盐政。浙江盐税与盐仓庞大，湖盐与海盐交错，商业往来密集。盐法制度、盐商利益、州县吏治与盐务关系复杂。卢焯接手这些任务时碰到许多阻力：盐商已有多年漏洞与走私根基；州县官吏中有收入依赖盐商馈送；地方势力强、海港商船带来外来私货与贿赂相交。

卢焯上任即下令整顿盐仓，清查盐商账目，定期巡视盐仓与盐道。他律令要求州县知县必须报告盐税征收与实际运出去货物之数，并禁止盐商未经官验私运。湖盐与海盐在浙江交界处常被混用，盐商夹带内陆盐私运入海盐流通区，他要求海港海防道巡检加强，盐仓管理严格。海塘与流淌河道的修复也列入他报告中，他认为水灾与盐仓受潮感染盐税损失也大。

他的改革初期有实效。某些州县盐商因为规矩尚可，贡税清楚，帐目有序，州县官吏与盐商送礼之道被遏制。赋税入库率上升，地方财政收入稳定。他还曾奏请修海塘防潮坝、重修盐仓仓房、防止仓房漏雨与仓底受潮变质，这些工程动工有记载。村民与沿海船商对此有好感。

但矛盾迅速浮现。盐商利益受到挑战，州县有依赖盐商贿赂的官吏被波及，官员中有人暗中上书弹劾卢焯“过于苛严”，“触动老规矩”。有的知县报告被迫延误，有盐商与州县官吏联合督促老制度再恢复。盐税征收虽提高，但中间环节被堵住后，走私与私贩反倒愈发隐蔽。

乾隆六年（1741年）春，左都御史刘吴龙上书弹劾卢焯。弹劾指出三项罪状。一是嘉兴府桐乡县分家案，汪姓分家人据称向知县杨景震送银三万两，杨将银转给卢焯五万两。二是阎沛年知县亲送银两购官一案。三是浙江州县委任职务几乎必有赠礼，数额大小依据官职高低。弹劾言辞犀利，触动盐政、州县官吏与官银之间长期的不透明关系。

乾隆读弹劾之后下令立案调查。总督德沛、副都统旺扎尔被派查验桐乡案、嘉湖道吕守曾与其他地方官报告。令调查是否确有受贿事实，是否有证据；若真有，则严惩；若虚假，则不枉人。

弹劾中还牵扯民众上访与地方不满，杭州一些民众称卢焯为“父母官”，认为其实在为百姓做事，对弹劾不满。民众在鼓亭前聚集、上书、表达不平。百姓撕毁副都统前的鼓亭，以示愤慨。

乾隆严肃检视调查报告。经过审查，有部分证据被认定成立。杨景震、阎沛年等人涉案。卢焯被解除浙江巡抚职务，上解京师问罪。之后，朝廷有条令说“完赃减等”，即若归还所涉财物，可减轻处罚。乾隆对地方海塘工程有所记忆，认为卢焯建海塘之功尚在，因此并非直接下令处以极刑。

乾隆八年（1743年）决定对卢焯进行戍军台，即令其在边疆或偏远地区担任边防、戍守任务，以示惩处。戍军台期间，他被限制政务，不再掌要地事务。很多奏折中记他的书稿被干预，管理职责被其他巡抚或总督接手。

乾隆的反复信任

卢焯在乾隆八年因受贿案被戍军台，仕途几乎走到尽头。通常情况下，这样的处分足以让一名封疆大吏永远退出权力舞台。但乾隆对卢焯的态度并非一刀切。

几年之后，乾隆仍然记得他在浙江巡抚时修海塘、疏河道、整顿盐仓的政绩。那些奏折虽然在案发后被束之高阁，但在朝廷档案中仍然留存。乾隆翻阅旧案时，看到卢焯在地方治理中提出的细致措施，或许觉得此人虽有贪赃污点，却并非全然无用。

乾隆十六年，卢焯获赦回京。命他担任鸿胪寺少卿。鸿胪寺职掌朝会礼仪和接待外交使节，虽非重权之职，却是重新进入中央机构的机会。乾隆对他的安排似乎带着试探意味：既不让他掌握盐政财政这样的要害，又不至于弃之不用。卢焯在鸿胪寺期间，多参与礼仪编修与典章整理，表现恭谨，不敢逾矩。几年来，他没有再惹是非，逐渐恢复名声。

乾隆二十年，朝廷需要人治理陕西。陕西地处西北，边疆民族与财政征收问题交织。乾隆命卢焯署理陕西巡抚。对卢焯来说，这是一次真正的复出。他年逾花甲，却仍亲自巡视渭水沿岸，检查堤防。地方赋税积欠严重，他下令核账，要求地方官补征亏空。粮道问题繁杂，他奏请加设仓廒，减少挪用。陕西盐运也有弊端，他参照浙江盐政经验，尝试清查运销环节。

这一番动作虽然有成效，却引来新的反弹。陕西地方官员抱怨他手段过严。盐商也不满加重监管。乾隆二十二年，御批中责他“负恩”，意思是说皇帝曾经宽宥他，给予重任，他却未能谨守。卢焯因此被夺官，撤回京城。

这次夺官与上次被弹劾不同。乾隆没有提到贪污，而是指责其治下不当。皇帝言辞严厉，但仍留有余地，没有流放，也没有追究旧账。卢焯虽然失去地方大员身份，却仍在京城有差遣。他被要求撰写自陈，解释政务得失。这意味着乾隆依旧把他视作可供参考的臣子，而不是彻底的弃子。

乾隆二十六年，卢焯再次被召见，安排他协助整理典籍与政务。他没有再被派去地方，而是留在京中担任文书性质的工作。这样的任命，既是对他过去政绩的承认，也是一种限制。他的名字再度出现在御前，却不再与盐政财政的重权挂钩。

晚年著述与结局——复杂遗产

被撤职后，卢焯再没有重回封疆大吏的位置。但他并未沉寂。他利用在京的闲暇，将多年政务经验整理成书。乾隆朝修典时，有些条款曾参考他的意见。

他对河工与水利的重视，在书稿中反复出现。浙江海塘的修筑，杭州城河的疏浚，福建海防的整顿，都写得极为具体。他主张“防患于未然”，认为治水胜于救灾。他的盐政文章也多直言弊端，指出盐商与官吏勾结、上下其手，导致财政亏空。他提出按区分流、限定运输、严查私运的方法，这些建议部分为朝廷采纳。

他的形象在史书中并不光鲜。因为受贿案，他被记作贪污官员之一；因为政务过于苛厉，他又常受批评。百姓记得他修筑海塘、防洪保田；御史记得他被弹劾、完赃减罪。两种形象并存，谁也无法抹去谁。

1767年，卢焯病逝，终年七十四岁。乾隆并未追究旧案，也未特赐殊荣。朝中对他的评价多为“才干可用，瑕瑜互见”。地方志对他修河筑堤之功有所记载，称其为“有济时之益”。而清史稿中，则写下他因营私受贿被戍军台的记录。这种矛盾，成为他一生最鲜明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