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敌人身上获益，如何区分真朋友和谄媚者，如何保持心灵的健康？普鲁塔克的《道德论丛》，深刻影响了莎士比亚、蒙田、卢梭、尼采。普鲁塔克逝世后，其作品很快广泛流传，成为后世修辞与教育的经典教材，并被大量仿作、改写与引用。

作者丨仲树

《如何从敌人身上获益》

作者：（古希腊）普鲁塔克

译者：仲树

版本：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5年7月

普鲁塔克出生于喀罗尼亚，一个位于雅典西北约一百公里的小村庄。尽管他广泛游历，足迹遍及希腊、马其顿、克里特、意大利、埃及北部以及小西亚地区，但他始终对钟爱的故乡怀有深厚感情。普鲁塔克积极参与喀罗尼亚的地方政治，曾出任使节和多项公职；除了从政，他还担任神职，多年间在德尔斐附近的阿波罗神庙担任祭司。青年学子常聚于他家，探讨哲学、文学与政治，其声望卓著，获得罗马授予的执政官荣誉勋章。在他去世后，喀罗尼亚与德尔斐的居民为纪念他，特意树立了他的肖像胸像。

普鲁塔克深爱他的家人，常怀温情地谈论自己的妻子Timoxena、父亲Autobulus、两位兄弟Timon和Lamprias，尤其敬仰他的祖父Lamprias。他的教育不仅得益于与家人、友人围桌闲谈的熏陶，也受益于他曾在雅典短暂居住并就学于柏拉图学院，系统学习哲学。普鲁塔克与妻子育有五个子女，仅有两人活到成年；爱女年仅两岁便夭折，为此他写下感人至深的《慰妻书》。他的婚姻观可以被一句话概括：“一生中从始至终只认识一个女人——他所迎娶的那位，这人可谓极其幸运。”

希腊文化传承与罗马政治现实

在古典历史中，没有任何一位作家比普鲁塔克更成功地将希腊与罗马两大文明连接在一起。普鲁塔克以古希腊语为母语，毕生广泛研读希腊哲学、文学与历史，尤为推崇柏拉图，其渊博学识贯穿于他所著的每一页文字之中。他是希腊文学在罗马帝国复兴的先驱人物，此次复兴将在普鲁塔克去世后公元2世纪达到顶峰，被后世称为第二智者运动。

普鲁塔克出生时，他所在的希腊小村庄喀罗尼亚已受罗马统治两百余年。对普鲁塔克而言，罗马的统治是不可逆转的政治现实，然而帝国政权的稳定与执政者的仁慈却从未有保障。在《名人传》中的《克蒙传》中，他详尽记述了弱小贫困的喀罗尼亚在罗马强权之下所受的屈辱。一位驻扎于当地的罗马军团指挥官，几乎因私人怨恨而血洗全城，幸而另一位途经的罗马将军及时制止，方才保全了百姓性命。

《古希腊神话系列》第一季（2016）剧照。

喀罗尼亚不仅代表了当时罗马统治的政治现实，它悠久的历史也揭示了希腊屡遭外族侵略的命运。喀罗尼亚曾是希腊抵御外敌的重要战场。公元前338年，忒拜、雅典及其他城邦联军曾在此与马其顿王腓力二世及其子亚历山大激战，力图捍卫希腊独立，终告失败。公元前86年，罗马将领苏拉在此击败米特里达梯军队，自此奠定了罗马对希腊的长期统治。年少的普鲁塔克行走于喀罗尼亚的田野之间，目睹那些古战场遗迹，也见证了希腊昔日荣光的残存与罗马霸权的兴起。

二十多岁的普鲁塔克便远赴罗马帝国首都讲授哲学，无疑这些讲座均以希腊语进行。拉丁语是他成年后才开始学习的第二语言。普鲁塔克曾坦言，他对拉丁语的掌握远不如希腊语娴熟：“我在罗马及意大利其他地方时，因公务繁忙，又有许多人来听我讲哲学，无暇练习拉丁语。等到年纪稍长，才开始接触罗马文学……欣赏罗马文风、修辞与节奏的优美流畅固然是一项优雅而有趣的成就，但达到这种境界需要刻意训练。对我而言并不容易，但对那些有更多闲暇、余生可从事此类追求的人来说，则是合适的。”此言有些过于自谦，公元80年前后，年仅三十余岁的普鲁塔克已能娴熟运用拉丁文献撰写《罗马皇帝列传》，足见其语言造诣之深。此书日后亦为塔西佗与苏埃托尼乌斯等罗马史学家所屡屡引用，足证其史学价值。普鲁塔克对罗马历史制度的深入理解，使他有别于同时代多数希腊知识分子。

总体而言，普鲁塔克认为罗马人与希腊人颇有不同。他对罗马的文化与习俗始终保持浓厚的好奇与尊重。在《罗马问题》中，他尝试解释113条令他困惑的罗马风俗，其中绝大多数涉及宗教礼仪。例如，为何父母葬礼上，儿子需戴头巾而女儿却不戴？为何拉丁人崇拜啄木鸟？为何富人要将十分之一的财产奉献给大力神赫拉克勒斯？为何妇女需亲吻亲属的嘴唇？为何罗马人忌讳在五月结婚？为何处女不能在公共节日成婚，而寡妇却可以？为何为男婴起名在九日龄，为女婴则在八日龄？面对这些问题，普鲁塔克提出诸多稀奇古怪的解释与推测，显示他不仅熟读罗马历史，更关注其民间风俗与生活细节。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普鲁塔克从未把那些使他困惑的罗马习俗视之为野蛮或愚昧，其探讨体现出一种理性而充满趣味的好奇心，有时甚至对罗马风俗表现出超过希腊传统的偏爱。

约公元90年代中期，年逾知命的普鲁塔克被选为德尔斐阿波罗神庙的两位祭司之一，并担任此职达十五年甚至更久。他在《道德论丛》中关于德尔斐神庙的诸多论文，皆可视为他在宗教祭祀职责中深思熟虑的成果。客观而言，在罗马时代，没有任何职位比这一神职更适合用以传播希腊文化遗产，也鲜有人能比普鲁塔克更恰当地在罗马帝国时代代表希腊文明。

德尔斐神庙自公元前8世纪至前4世纪的古风与古典时期，便是希腊最重要的宗教中心；然而至公元前1世纪罗马共和国末期，其地位已显衰落。对于自奥古斯都以来的罗马皇帝而言，复兴德尔斐神庙不仅是文化复兴，更是构建“罗马式希腊”这一政治愿景的关键步骤。历代皇帝皆投入资源重建神庙，使其在公元90年代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图书馆、喷泉、水渠、祭司住所陆续兴建。普鲁塔克在《论皮提亚女祭司的神谕》中写道：“你们亲眼所见，许多旧时无有之地现已矗立新屋，昔日残破荒废之处亦已修复如初。”

古代政治传记最卓越的代表

在文学体裁上，普鲁塔克是古代政治传记最卓越的代表，他对传记文体的浓厚兴趣源自其深厚的历史文学修养，并在此基础上对传统史学加以革新。他熟读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李维、狄奥蓬波斯、波利比乌斯、撒路斯等希腊罗马史学家的著作。对今日学者而言，普鲁塔克已成为理解古希腊与罗马关键历史时期的重要史料来源。他不仅博览群书，对几乎所有希腊文学体裁及部分拉丁体裁都极为熟稔，当代古典文献学者已编纂出他所引用文献的汇编，可见其学识之广。就现存作品数量与体裁多样性而言，普鲁塔克或为传世最完整的希腊作家之一；更无疑的是，他是古代最博学的作家之一。

《古希腊神话系列》第一季（2016）剧照。

然而，普鲁塔克本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史学家。在《名人传》中的《亚历山大传》第一章中，他明确区分了传记与史学两种文体，并揭示了自己作为传记作者的写作目标与方法。他写道：

这本书里，我写的是亚历山大大帝和那个打败庞培的恺撒两人的生平。他们的功业极其宏大，因此我不再另写序言，只求读者体谅：如果我没能详尽记录他们所有著名的事迹，或者对某些事件未能面面俱到，而只是略作勾勒，请不要因此失望。因为我写的不是历史，而是生平。在那些最辉煌的功业中，不一定能真正展现出一个人的德行或过错，反倒是一句话、一个小细节，甚至一句玩笑，有时比战场上出生入死、舰队列阵、攻城略地，更能体现人物的性格。因此，就像画师为了传神，会特别注重面容和眼神，而不太在意身体的其他部分；我也希望能被允许，专注于揭示人物心灵的特征，通过这些来描绘他们的一生。至于那些大战的详细经过，就交给别的作者去记录吧。

关于普鲁塔克是否为“政治传记”这一文体的发明者，古典学界尚有一定争议。然而，无论在他之前是否已有此类作品，其在该体裁中的独创性却从未受到质疑。在古代世界，普鲁塔克是首位，也是唯一一位如此大规模地并置希腊与罗马两大文明的人，他所进行的文化镜像式对比不仅前所未有，后世亦无匹敌者。值得指出的是，普鲁塔克并非从中立、客观的视角出发，而是始终以希腊人的立场来书写罗马，将希腊文明作为衡量罗马人物与制度的尺度。他摒弃对大战场与战略细节的详细叙述，并非欲与史学竞争，以传授兵法战策为旨，而是着眼于人物性格与道德构成，希望后人从中汲取道德教益。普鲁塔克将传记写作与肖像绘画相提并论，意在以文字塑造人物的道德“雕像”，这或许揭示了其传记作品所承载的艺术抱负。

对普鲁塔克而言，历史首先具有道德意义，它是一面映照自身德行的明镜。如他在《名人传》中的《保卢斯传》开篇所言：

我最初撰写《希腊罗马名人传》，是为了他人；但如今，我发现自己继续这项工作，并从中获得喜悦，亦是为了自身。我将历史作为明镜，努力借助其中映现的德行来塑造并修饰自己的人生。其结果，恰如每日与人交往相处一般：我依次迎接并款待每一位传主，仿佛待之如宾，细致观察他身形如何、仪态何状，并从其一生中选取最重要、最值得认识的部分。对我而言，研读历史，并借由写作与之亲近，使我常将那些最崇高、最值得敬仰的人物事迹铭记于心。正因如此，当我因身处世俗，不得不与人往来而受到卑劣、恶意或低俗念头的侵扰时，便能以安然平和的心境，将思绪转向我心中最美的榜样，抵御并远离那些污秽之物。

哪怕是道德败坏的历史人物，也能成为反面典型，供后人引以为戒。如《名人传》中的《德米特里传》开篇所言：

然而，当有人放纵无度，在权力运用或重大事业中因恶行而声名显赫时，我或许不妨也将其中一对或两对纳入我的传记之中，当然，并非只是为了给写作增添变化、取悦读者……我认为，若我们不乏对可责与可憎之人的记述，便会更愿意观察并效法那些值得效法的高尚人生。因此，本卷将收录攻城者底米特里与大将安东尼的生平，这两人极为有力地印证了柏拉图那句名言的真实：伟大天性不仅展现卓越的德行，也常伴随巨大的恶行。他们二人同样好色、贪酒、尚武、慷慨、奢侈、跋扈，命运亦多有相似之处。

尽管普鲁塔克以此为辩，这些所谓的“反面典型”却如正面英雄一般，难掩其迷人魅力。德米特里的“好色、贪酒、尚武、慷慨、奢侈、跋扈”，恰恰激起读者强烈的阅读兴趣。

《古希腊神话系列》第一季（2016）剧照。

在古代，最杰出的历史书写者往往既是实地见证者，也是历史的亲历者。修昔底德既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参与者，又曾任将军，被放逐至敌国斯巴达；与普鲁塔克同时代的塔西佗在罗马政坛亦居要职；稍后的希腊史家阿里安与阿庇安同样兼具帝国官职与史学写作的经历。相比之下，普鲁塔克更接近“书斋史家”，类似李维与希罗多德。他虽广泛旅行、实地调查，却并未亲身参与其所叙述的战争与政治事件，也未直接卷入罗马帝国的高层公共事务。普鲁塔克满足于地方性小官职，昔日伟人的志业虽令其心怀敬意，却未激发其政治野心，反而使他将目光投向更为遥远的历史，从古典世界中寻求安顿心灵的依托。

普鲁塔克书写传记的根本目的在于道德教化，这一目标也揭示了《名人传》与《道德论丛》两部巨著在本质上的一致。他希望通过对英雄人物性格的剖析，激励读者以及自身的道德修养，而非引导人们竞逐传主的权力与功业。他所追求的，是一种自我理解与品格改善，这种道德上的自省与教益，唯有通过历史与文学传统才能获得——这也是所有受过希腊教育者共同拥有的文化基础与精神资源。可以说，这种以道德为核心的教化意图，是普鲁塔克全部作品背后的统一动力。

广义而言，普鲁塔克的思想风格深受其时代背景的塑造。他所生活的罗马帝国处于“罗马治世”带来的政治稳定与长期和平之中，军事与政治谋略的现实需求减弱，社会文化由此孕育出对英雄时代德行的理想化回望。在这一背景下，以古希腊教育为典范的文化认同与道德规范成为精英阶层共通的价值标准。这一历史条件，也正是普鲁塔克思想与写作风格赖以成形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