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的某一天，安徽嘉山县城一家饭馆里，发生了一场隐秘的交易。一方是隐藏身份的新四军二师侦察员居长玉，一方是伪军队长陆建华。居长玉把五包“飞马”香烟推到陆建华面前，这可是新四军生产的紧俏货啊！陆建华立刻按约定拿出一套伪军军装作为交换。几天后，他竟偷出两把崭新的手枪交给居长玉，只为再换两条“飞马”。

一来二往，两人就混熟了。一次酒酣耳热之际，陆建华不经意说出日伪军30多人次日要到盱眙龙山方向抢粮的消息。居长玉连夜赶回师部汇报，第二天新四军在伏击战中全歼敌人。

部队自产的“飞马”香烟居然能用来换军火换情报，新四军是如何做到的？

新群烟草公司“飞马”烟标。图源：中国烟草博物馆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权切断了对新四军的后勤补给。与此同时，日军推行“以战养战”策略，大量发行伪币掠夺物资，同时实施“清乡”政策，在根据地周围设立层层封锁线。食盐、药品、布匹等生活必需品被严控，就连香烟都成了“战略物资”。

根据地遭到了敌人残酷的“经济绞杀”，部队的生存十分艰难，每人一天仅有1斤粮、3钱油，有时连这个标准也达不到。敌人企图通过经济封锁拖垮根据地，这个局必须破！

1941年，新四军副军长兼二师师长张云逸率领二师师部驻扎在盱眙黄花塘。有次，张云逸召集干部开会，会场烟雾缭绕，但张云逸很清楚，大家抽的所谓“香烟”，大多是用树叶或者豆叶卷的，基本没烟丝。即使这样，会后还有战士捡烟屁股抽。张云逸深受触动，找来供给部部长胡弼亮说：“咱们要关心干部战士的生活问题，吃的、穿的、用的都得关心解决，能不能办个烟厂，解决战士们的抽烟问题？”

胡弼亮嘴上答应了，心里却打了鼓，办烟厂设备、原料、技术人员从哪来？直到二师打下天长县铜城镇，事情才有了转机。

铜城有“小扬州”的美称。这里大户人家多，水陆交通便捷而且较为隐蔽，攻下铜城后，张云逸考虑把这里建成我军的后勤保障基地，便派胡弼亮去实地考察。胡弼亮无意中了解到，有几户商人曾合伙办了个“群众烟厂”，由于国民党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搞得烟厂已经濒临倒闭。部队派人去了解情况时，烟厂老板正盼有人来救急，双方一拍即合，合股经营！很快，“新群烟草公司”成立了，各种机缘巧合之下，新四军二师“跨界创业”办烟厂。

没经费？张云逸特批42元淮南币作为启动资金。在当时，这笔钱可以买头大肥猪，这就是“一口大肥猪变个大烟厂”笑谈的来历。

张云逸（右）与陈毅合影

没原料？烟厂组成骡马运输队，穿越津浦铁路封锁线，到定远朱家湾一带采购优质烟叶。从运烟草到运物资，竟打通了一条秘密运输线。

没设备？从上海买切丝机、卷烟机，还特聘上海的卷烟师傅来打工，在美英大烟厂的配方基础上调制出优质香烟。

没品牌？陈毅取名“飞马”，象征着革命的发展如骏马飞腾，也寓意一举突破经济封锁。

1943年，烟厂正式投产，每天可生产“飞马”香烟600多条，不仅满足自用，还能外销，获取稳定的经济收入。但仅在根据地畅销可不够，陈毅要求“飞马”香烟要飞进南京、上海，飞进国统区、敌占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如何突破封锁卖到敌占区？战士们想了个“神操作”：偷梁换柱。他们从上海精印了大批“大英牌”香烟空盒，然后装上“飞马”香烟运出去。和洋品牌相比，“飞马”烟丝和配方一点不差，但价格实惠得多，很快便成为紧俏货，就连远在敌占区的烟商也冲破重重阻挠，赶来采购批发。

结果，在洋行林立的大上海，在侵华日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和汪伪政权大本营南京，街头常有小贩兜售“飞马”香烟，他们经常会竖起四个指头，神秘地告诉顾客：“这是‘四爷’货真价实的‘飞马’！”

这里的“四爷”，指的正是新四军。

就这样，原本自给自足的“飞马”香烟，一不小心居然做大做强了！烟厂产量逐渐扩大，日产量竟高达8000条，平均每月上交军部30万元利润作为军费。

在后来的抗战岁月里，“飞马”香烟成了“硬通货”，它不仅能换来部队紧缺的牙膏、肥皂等日用品，还能换取武器、药品和情报。据《安徽烟草志》记载，在敌占区黑市，三条“飞马”就能换一剂盘尼西林（青霉素）。

除了创办新群烟草公司外，新四军二师还相继办起了被服厂、染布厂、毛巾厂等解决物资供应，这些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地耸立在淮南大地，不仅自足有余，而且能用于支援兄弟部队。1943年，太行根据地和晋冀鲁豫边区遭受严重灾荒，按照新四军军部要求，二师捐出1600万元作为救灾款。

就这样，新四军战士们用一根香烟点燃了对敌经济斗争的导火索。1943年陈毅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大时，曾带了几条“飞马”香烟，后来毛主席抽过之后评价道：“‘飞马’为抗日战争服务，为根据地建设服务，可谓劳苦功高！”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徐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