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受害者鼓起勇气发声，为何质疑常常比信任来得更快？社会文化等偏见如何为施暴者筑起保护墙？怎样的社会支持才能真正修复创伤，而非造成二次伤害？

性暴力研究领域权威、法律专家德博拉·陶克海默独创“可信度复合体”理论，揭示潜藏在法律条文和社会认知中的无形力量，它系统性地消解受害者的声音，令旁人难以悉心倾听她们的讲述，并给予公平回应。

本书基于作者亲历的典型案例、专业访谈，以及心理学、社会学、法学和神经生物学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剖析了权力运作与可信度判断之间的复杂关联，以及文化观念与法律制度之间微妙的相互作用；探讨了我们的信任机制如何被系统性扭曲，而这种扭曲又给指控者带来了怎样的持久性伤害。最终，本书呼吁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响应机制，让性侵指控能够得到应有的重视与处理。

【作者简介】德博拉·陶克海默（Deborah Tuerkheimer）

西北大学法学院教授，教学与研究领域包括刑法、证据法以及女性 主义法律理论，著有《错误的定罪：“婴儿摇晃综合症”与不公的 惯性》（Flawed Convictions: "Shaken Baby Syndrome" and the Inertia of Injustice）等。

她曾在纽约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担任 助理地方检察官，负责有关家庭暴力和儿童虐待的起诉案。2015 年， 她当选为美国法律学会成员，该学会由致力于推动法律发展的杰出 法官、律师及学者组成，享有崇高学术声誉。

【书籍目录】

作者说明 / 1

导言 / 3

第一章 以权力为轴线 / 11

可信度复合体的运作方式

第二章 完美受害者与魔鬼施暴者 / 40

迷思如何影响我们的可信度判断

第三章 谁的真相 / 59

受害者如何被质疑

第四章 责任转嫁 / 105

受害者如何被挑剔

第五章 关照落差 / 138

受害者如何被无视

第六章 “更糟糕了” / 180

为何可信度复合体会伤害受害者

第七章 超越信念 / 209

幸存者至关重要

结 论 / 238

致 谢 / 248

注 释 / 252

索 引 / 302

【精彩文摘】导言

2020 年 2 月下旬的一个早晨，我来到曼哈顿下城区的刑事法院大楼。在职业生涯的早期，我曾是那里的一名检察官。当时，我专门负责性暴力方面的案件，其中的许多案件我仍记忆犹新。当我走进法院，那些案子——尤其是受害者们——就会出现在我的脑海中。那天把我带回法院大楼的是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一案。此前，我身处任职的西北大学，密切关注着此案为期一个月的审理。现在，我终于能亲临现场，观察整个审理过程。

经过五天的审议，陪审团宣布已作出裁决，当时我就在法庭现场。仅这一事实就非同寻常。绝大多数性侵报案从未实施逮捕，更别说指控、起诉或定罪了。在整个美国，警方接到的性侵案报告中大约只有 20% 会实施逮捕。在部分司法管辖区，逮捕率甚至更低。正如人们所知，当原告和被告是熟人时，指控就会以某种方式影响审理，这让陪审员倍感头疼。此外，当被告是有权势者时，免责就是普遍规律，而追责是极少数例外。

韦恩斯坦的法庭之路催生了一个新时代。大约在两年半前，有关这位好莱坞巨鳄暴行的开创性报道将窃窃私语演变为千夫所指。#MeToo 成为热搜，各行各业的人们站出来公开她们的故事，揭露在出版、时尚、音乐、体育、广告、喜剧、慈善、酒店、零售、法律、工厂、学界、科技行业、宗教场所、政界等各领域的性暴力行为。此时距塔拉纳·伯克（Tarana Burke）发起“MeToo”运动已有十余年。事实上，该运动将为性暴力的幸存者赋能，尤其对于有色人种的妇女和女孩而言。直到韦恩斯坦受审，这一运动已将性暴力推至我们的公共对话与意识的最前沿。

在#MeToo 话题形成病毒式传播之后，活动家和倡导者利用这一势头要求进行系统性变革。他们取得了一些显著成就。几十年来，韦恩斯坦一直在利用保密协议让女性保持沉默，这一行为被曝光后，使用保密协议这一关键因素受到极大关注，这类协议因而在十几个州受到限制。有一些州扩大了性骚扰的定义，以涵盖更广泛的行为，其中包括情节较轻的骚扰，同时让更多受害者得到保护，如合同工和实习生等。还有几个州延长了提起性骚扰控诉的时效。

尽管运动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我们的机构及其文化的改革几乎已经停滞。努力取得的法律成果远未达到我们所需要的程度。今天，在各州和联邦法院里，在民事和刑事案件中，即使是最进步的管辖区也保留了一些降低指控者可信度的法律。在法律体系以外，问题更严重。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对可信度做出紧急判断。比如，当同事告诉你某个骚扰事件，当你听到有关你老板的私下告诫，当某位朋友透露一个很久之前或新近发生的性侵事件，当你在社交媒体上得知一个熟人指控另一人行为不端，或当你读到针对你崇拜的政治家、演员或运动员的最新指控时，我们都需要加以判断。

判断可信度是一种强大的权力，因为可信度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形式。每当我们评判可信度时，就会处于一种认可或贬损发声者的位置。然而，社会和个人在以令人不安的方式行使这种权力。即使是我们中最善意的人，包括那些勇于接受#MeToo 教训的人，也是如此。我们正在被一组力量左右，却对此一无所知，我将这组力量称为可信度复合体。这些力量腐蚀我们的判断，使我们极易贬低指控者的可信度，夸大被告的可信度。最脆弱的女性经历着最极端的可信度受损，而那些受到更高的地位或职位保护的男性，则是可信度大幅提升的受益者。

可信度复合体有两个主要的驱动因素。首先是文化。可信度复合体渗透到我们文化的最深层，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公共的意义系统，尽管它极富争议。社会人类学家亚当·库珀（AdamKuper）将文化定义为一个“思想和价值观的问题，一种集体心态”。尽管我们所共享的意义系统是支离破碎的，但它仍然存在。这里的关键是，这种文化无法从一个权力明显失衡的社会环境中独立出来。在接下来的故事中，等级、不平等、脆弱性和特权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我们文化的一个主要呈现方式是个人的行为和态度。在接下来的章节中，你会看到，可信度复合体是人为推动的。一些人在系统中工作，这些系统常常会使一个人的可信度受到损害或得到提升。警官、校领导和工作人员在接下来的叙述中占有重要位置。朋友、室友、父母和同事也是如此。我们都无法超越文化规范，也无法避免其对我们内心造成的影响。正如文化心理学家所认为的那样，人类心理既是文化的产物，也是文化的生产者。当涉及可信度复合体时，个人心理反映并 加剧了对于暴力指控的集体反应。

无论你喜欢与否，我们都被同样的文化汁液浸染着。我们中的一些人比其他人更适应这些文化力量带来的影响，而另一些人则设法调整已被意识到的常见错误和偏见。有些人从不端性行为的独特经历中得到启发，这也塑造了关于可信度的判断。大多数人都已从许多#MeToo 故事中得到了一些关于性暴力的信息。但是，没人能够免受文化影响，即便是幸存者也不例外。

法律是可信度复合体的另一个主要驱动因素。法律在塑造公共价值观和态度方面的功能往往被忽视。法律学者内奥米·迈泽伊（Naomi Mezey）写道：“法律在看似不运作的时候，也在发挥作用。”迈泽伊解释说，在所有关系中，包括最亲密的关系，法律条文都设定了“我们商议生活及塑造身份的底线”。这些条文很庞杂，因为法律是一个迷宫。它是惩罚特定行为的刑事法规，是禁止特定形式歧视的法令，是解释这些法律的司法意见，是决定法庭接受哪些证据的规则，也是管理民事和刑事案件诉讼的程序。这些法律渊源对可信度复合体都至关重要。

由于法律融入了对文化的理解，它揭示了原本可能被掩盖的盲点。但正如社会学家苏珊·西尔比（Susan Silbey）观察到的，“法律不仅仅反映或编码其他规范建构的内容”，它也塑造文化。就如西尔比所说，“法律是文化进程的一部分，它在社会关系的构成中起着积极作用”。法律在强化可信度复合体的同时，也暴露了这一现象的存在。

早在 2017 年，韦恩斯坦已经成为公众舆论场上#MeToo 话题的反面典型。法庭则不同。在那里，他像所有刑事被告一样被推定为无罪，除非他的有罪证据能够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控方案件依赖于指控者的话语，而指控者的可信度是核心，并且每个环节都会受到攻击。接受韦恩斯坦辩护团队的盘问是艰难而痛苦的，他们利用了人们长期以来对报告性侵事件女性的怀疑。指控者被描绘成为了财富或名声而撒谎的人，被指责将自己置于弱势地位，被讲述成对辩方认为的自愿性行为的报复和后悔。她们被逼问为什么等待这么多年才站出来，且在她们所指控的性侵行为发生后，仍与韦恩斯坦保持友好关系。

这些是用来诋毁女性的老套路。它们不仅出现在法庭内，法庭外也同样存在，不端性行为的指控首先在法庭外被提出，通常是在受信任的内部圈子里。为韦恩斯坦一案的陪审员所设置的陷阱，是任何人都有可能陷于其中的。

当陪审员们拖着脚步回到法庭，我看着法庭工作人员围着韦恩斯坦，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判决。我知道，这一刻不仅是为了韦恩斯坦一案勇敢的受害者，也是为了世界各地的性暴力幸存者，以及所有那些看着正义是否能在困境中得到伸张的人。有罪。人们相信了指控者：她们所描述的事情确实发生了，发生的事情是错的，她们的痛苦是重要的。人们认为，这些女性是可信的。

对韦恩斯坦的判决代表了一次巨大的胜利，但我仍在担忧实现这一时刻所需的条件。我们需要这么多女性——在审判中作证的六名和公开反对韦恩斯坦的几十名女性，她们给警察和检察官施加压力才得以使案件成立。如果可信度只体现在数量上，那么更典型的单独指控者会怎样？如果可信度只赋予某些指控者——韦恩斯坦的大多数受害者都是白人女性，那么当有色人种和其他边缘女性说出所遭受的性暴力时，会发生什么？这些都是紧迫问题——提醒着我们，#MeToo 工作任重而道远。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首先是一名特殊受害者检察官，其次是一名法律学者，我看到了可信度复合体是如何帮助性暴力实施者免于惩罚的。我逐渐相信，要制止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必须改变对可信度的态度。这一信念不仅源于我的工作，也来自我作为这个世界的一名女性的经验和观察。许多有权势者在维系父权制现状方面投入巨大。这种现状将持续下去，除非我们去思考可信度和它的本质：权力。

可信度复合体使这种权力分配不均，也不公平。我们将看到，在贬损指控者可信度的普遍倾向中，边缘化的幸存者受害最深。有色人种妇女、贫困妇女、残疾妇女、性少数群体、移民妇女——无论对于正式官员，还是其家人朋友，这些人是最不被信任的。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中，她们所处的位置使其话语被区别对待。幸存者往往会预料到此类不平等待遇，为避免这种情况，她们便对所遭受的暴力缄口不言。

当女性真正站出来时，可信度复合体使我们如此轻易地否定她们，不相信她们对事件的描述，指责她们的侵害行为，无视她们的痛苦。与此同时，可信度复合体让我们拥护那些被指控的男性的利益，支持他们否认控诉，帮他们开脱罪责，优先考虑其逃避责任的渴望。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受到这些倾向的影响——并非由于我们是坏人，也不是因为我们想置幸存者于不利地位，而是因为我们仍然沉浸在某种文化中，而这种文化一直在贬低性侵犯和性骚扰的受害者。

我们有另一项选择：通过正视扭曲我们决策的影响因素，我们可以更好地行使权力，决定谁是可信的。

我将在接下来的故事中，以最切近的方式阐明可信度复合体的运作原理。我们将看到被不端行为伤害的女性如何再次受到伤害——这次是被性暴力的后续所伤害。这些故事中的部分人物是你熟悉的：哈维·韦恩斯坦、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 罗 伯 特·凯利（R. Kelly）、 拉 里· 纳 萨 尔（Larry Nassar）、比尔·科斯比（Bill Cosby）、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但是，我们将通过一个全新的视角——可信度复合体——来看待那些熟悉的事实。

而本书中的大多数故事，属于那些其施暴者并不出名的女性，她们的讲述从未成为头条新闻。这些女性也承受了痛苦——不仅是性暴力，还有暴力的余波。她们遭遇挫败——不仅来自施暴者，也来自周围那些不能或不愿提供有效回应的人。一些受害者首先向朋友、同事或家人求助，另一些人则向工作场所的主管、大学的纪律官员，或者警察和检察官报告。这些人的判断在不知不觉中出现偏差，伤害了信任他们的女性。

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们都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因为每个人都是问题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重新调整自己，更公平地应对所接触到的指控，法律改革和文化变革将随之而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能瓦解可信度复合体。第一步，要从了解这种复合体的运作方式开始。

*以上内容摘自《我们为何质疑受害者：论可信度》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