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按照《波茨坦公告》和国际惯例，作为受害最深重、损失最巨大的战胜国，中国有理由向日本索取战争赔偿。

当时国民政府按照1937年的币值估算，日本至少应赔偿我国1200亿美元，相当于当时日本全国四年的生产总值。

然而，到了最后，日本并未赔偿这笔债务。

更令人意外的是，1972年，新中国高层在一次外交谈判中正式宣告，放弃了国家层面的战争赔偿要求。

那一决定当时在国内外引发了巨大震动。其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决断呢？

美国“从中作梗”

二战结束后，美国自认为其在对日作战中起了巨大作用，便以盟主身份自居，操纵和包揽了日本赔偿等事宜。

当时国民政府虽然跻身四强，与美苏英齐名，但话语权一直最弱，在赔款事宜中能起的作用十分有限。

1945年，中、美、英三国发布了一份名为《波茨坦公告》的公告，其中明确了日本赔偿的原则：

仅保留维持其经济运转所必须的工业设备和实物外，其余的用来赔偿。

接着，在美国的主导下，推行了“先期拆迁”计划。

即将日本工业设备实物的30%作为直接受日本侵略国家的赔偿物资，当时我国可得15%。

据国民行政院赔偿委员会的估计，按当时价格计算，我国应得的首期拆迁赔偿不低于620亿美元。

可我国实际分得的赔偿物资才约值2250万美元，只占万分之三。

其中，我国分得的赔偿物资中，最大、最新、最完整、最切合需要的是两套设备。

一套是日本吴港“11—5—5”海军兵工厂的1.5万千瓦发电设备，另一套是同厂的200吨码头式起重机。

中方得到通知后，第一时间派了几位专家前去拆迁。

然而，就在我专家正在拆迁的过程中，美国于1949年5月13日向盟总颁发临时指令，取消了“先期拆迁”计划的执行。

也就是说，美国单方面停止了日本对各盟国的赔偿。

美国为何要这么做呢？

主要是当时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一方面美苏冷战开始，逐渐形成了对立的格局；另一方面我国开展了解放战争，打乱了美在我国的节奏。

美国为了维系其在亚太地区的权益，有意将日本作为其基地，这样一来，美国就开始偏袒日本，停止了日本对盟国的赔款。

老蒋出卖民族大义

1949年冬，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南推进，老蒋政权在大陆的最后据点纷纷失守。

年底，老蒋率军政机关退守台湾，宣告了南京“国民政府”在大陆统治的终结。

老蒋退居到台岛后，一时间面临两大紧迫难题：

一是想争取美国对台经济援助，以确保立足。

二是继续以“中华民国政府”名义占据国际舞台，防止新中国获得外交承认。

为此，老蒋决定对日政策来一个大转弯，主动放弃对日本的战争索赔，以此换取东京的外交承认和反战同盟关系。

老蒋的算盘十分明确：

日本吉田茂内阁同样站在反战前线，若能以“宽宏大量”的姿态示好，既可阻止日本与大陆缔结双边和约，又能借日本之力巩固自身“正统”地位。

于是，老蒋提出“以德报怨”的口号，旨在与日本形成一体化的“东亚反战共同体”。

1952 年 2 月 17 日，台北与东京的缔约谈判正式启动。

面对日方步步紧逼，既要求免赔，又拒绝在条约中明言“归还台湾”。

台湾代表节节退让，经过两个月的拉锯，双方在 4月28日签署了所谓的《中华民国与日本国间和平条约》（俗称“日华和约”）。

条约中，对战争赔偿只字未提，等于默认台湾当局全面放弃索赔权利。

一纸和约，把民族大义换成了党派私利。

老蒋以牺牲国家重大权益为代价，换取日本一纸外交承认，也为日后“代表全中国”的迷梦留下一纸苍白的注脚。

我国高层以大局为重，放弃赔款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际环境十分恶劣。

西方国家对华实施封锁，中苏关系在50年代末开始恶化，到1969年珍宝岛冲突后彻底破裂。

当时我们面临着苏联、印度、日本和台湾地区的四面围堵。

与此同时，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在与苏联的争霸中处于守势。

70年代初，中美双方都有改善关系的战略需求。1972年尼克松访华，打破了中美关系坚冰，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创造了条件。

不久，不得人心的佐藤政权垮台，田中角荣出任内阁总理大臣。

田中就职后立即宣布把日中邦交正常化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机渐趋成熟，战争赔偿问题再次被提上日程。

1972年7月以后，我国为实现与日本邦交正常化进行积极的准备。

毛主席作出战略性决策：放弃对日索赔要求。他用了八个字概括：“东和孙权，北拒曹操”，寓意联合日本对抗苏联。

后来，周公针对放弃赔款特别阐述了三条理由：

1、老蒋已经先于我们放弃了赔偿要求，我们的肚量岂能比老蒋还小？不放弃，显得我们小肚鸡肠了。

2、日本为了与我国恢复邦交，必须与台湾断交。在赔偿问题上采取宽容态度，有利于使日本靠近我们。

3、如果要求赔偿，负担势必将落在日本人民头上，不符合当时我国提出的与日本人民友好下去的愿望。

1978年8月12日，中日在北京发表了《日中共同声明》，中日两国签订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同年10月23日生效。

当时我国高层从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愿望和长远利益出发，放弃了1200亿美元国家间的赔偿要求。

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我们仅仅放弃的是1200亿美元的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并没有放弃1800亿美元的国民赔偿要求。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要求日本赔偿，也是有机会和可能的。

如今反过头来看，当年我国高层放弃赔款最核心的原因是，出于国家利益的战略考量。

另外，也正是这一决定，对我国后来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资料显示，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向我国提供了近2900亿人民币的低息贷款，年利率仅在1%到3%，远低于一般贷款利率。

那为我国发展和经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外汇资金支持，大大促进了我国改革发展后的腾飞。

同时，那一决策也为中国打破了外交孤立，改善了国际环境。

1978年，日本又向我国提供了180亿美元的低息贷款，折合人民币超过1000亿元。

截至今日，中日双边贸易总额已突破3800亿美元，两国经济深度融合。

毛主席当年放弃赔款的决策，为此后几十年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扫清了障碍。历史证明，那一决策绝对是英明的，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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