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八一建军节，我人民军队从1927年建立至今，走过了98年。在这98年的岁月里，人民军队从小变大，由弱变强。从当年穿着粗布草鞋、冷热兵器混搭，到今天拥有世界先进的高技术信息化装备，人民军队经历过太多风风雨雨、面临过太多生死存亡的抉择关头。

想必很多小伙伴们关注到，最近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正在热播大型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浴血荣光》，主要讲述八一南昌起义到中央苏区建立的这段历史，也就是人民军队诞生的这段历史。

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的同志私下跟我透露，《浴血荣光》是为了纪念教员诞辰130周年而创作，制作超过五年，剧本和最后的成片经过反反复复无数次打磨，力求还原史实。所有战争场面都是实景拍摄，耗费巨资，凝结了非常多的心血和汗水。

为了教员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为了《浴血荣光》制作团队的辛勤付出，我觉得我有必要大力推荐这部剧。以我有限的党史军史知识来讲，这部剧在史实方面是非常考究的，剧中披露许多史实，过去我们很少在银幕上看到，对于党史军史感兴趣的朋友，《浴血荣光》一定不能错过。

对我来说，一个非常大的亮点是《浴血荣光》把古田会议的来龙去脉讲的很清楚。古田会议对于我军能够成长为人民军队至关重要，绝对值得大书特书一笔。过去虽然不乏《古田军号》这样优秀的影视剧，但大多数的大众文艺作品讲起古田会议，只说了它很重要，然而古田会议为什么重要？为什么要开这么一个会？往往讲得不清楚。但《浴血荣光》用了大量的篇幅去描述古田会议的前因后果，尤其是第27、28集，电视剧用了不小的篇幅去描述教员和朱德在1929年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也就是后来的中央苏区的过程当中，爆发的激烈分歧。这在过去的影视剧当中是很少见的。

那么问题来了，朱毛红军、朱毛红军，朱毛之间容不下一个顿号，但为什么两人会发生激烈的分歧？分歧的焦点是什么？这对后来的古田会议有什么影响？对于人民军队的诞生和成长又有什么影响？

红四军的内部隐忧

讲起人民军队的诞生，尤其是讲起人民军队基本原则的确立，我相信大家头一反应就是三湾改编。没错，八一南昌起义是我军诞生的标志，但是我军能够成为人民军队，能够具有人民性，三湾改编是一个重要的起点。但请大家不要忘了，三湾改编发生在1927年9月29日到10月3日，是朱毛会师井冈山之前的事情，改编的是秋收起义的农军，而不是南昌起义部队。怎么把南昌起义的部队和秋收起义的农军拢到一起，进行统一领导和管理？就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湾改编半年以后，1928年4月，朱毛两军会师井冈山，召开中共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四军军事委员会，毛委员担任书记，朱德、陈毅等人当选委员。后来第四军军事委员会改名前敌委员会，我们把它简称前委。

一个月以后，5月20日，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教员为特委书记，统一领导第四军军委和边界各县党的组织。

又过了半个月，6月初，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给第四军前委发去了一封信，史称“六月来信”。这封信一路辗转，直到11月2日，才送到朱毛手里。根据“六月来信”的指示，红四军应该在前敌委员会之下设置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书记，以陈毅为士兵委员会秘书长。。

这样红四军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就有了三个领导机构：1、前敌委员会；2、湘赣边界特委；3、军事委员会。其中，湘赣边界特委主要负责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地方工作，问题不大。

但前敌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问题就出来了。名义上，前委是最高指挥机关，负责指挥红四军的军事行动，并且统一协调红四军与地方党政之间的关系，是上级部门；军委主要负责领导红四军作战，是下级部门，军委应该听从前委的指示。中央会这样安排，让毛委员和朱老总分别主要负责前委和军委，自有它的考虑。毛委员主抓党务，体现党对军队的领导。朱老总呢？行军打仗是他的强项，所以让他主抓军务。

这种看似合理的安排，却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因为井冈山根据地时时刻刻都在敌人的威胁之下，军事任务是凌驾于其他一切的首要任务。作为下级部门的军事委员会因为指挥作战的需要，往往凌驾于前敌委员会之上，这就造成了军委和前委两个机构叠床架屋、相互扯皮的现象。

其实当年中共中央会安排毛委员和朱老总分别领导前委、军委，各管一摊，有着一个难以言说的苦衷。

工农红军第四军的主力是第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二十八团主要是南昌起义的部队，是北伐铁军，战斗力很强，能打胜仗。三十一团主要是秋收起义的部队，主要来自湖南农民武装和安源煤矿的矿工，战斗力比较弱，但是他们受过三湾改编，政治意识很强，能够发动群众、组织生产。我在观看《浴血荣光》时，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细节，朱老总的部队军装比较统一、武器比较统一，毛委员的部队就穿着各色服饰，手里头大刀、长矛、梭镖，拿什么的都有，但偏偏是朱老总的部队总是犯纪律问题，比如虐待战俘、强征财物什么的。

所以这两支部队最初是一个相互看不上的状态。二十八团，也就是南昌起义部队，觉得你们三十一团是一群农民土包子、土里土气、半吊子不专业；三十一团，也就是秋收起义的部队觉得你们二十八团军阀作风、流里流气、政治意识薄弱。甚至两者的组织架构都不一样：三十一团经过三湾改编，党支部建在连以上，党对军队的领导权很强；二十八团没有经过三湾改编，各级军事部门只有党代表，党对军队的领导较弱，但士兵委员会很强势。

接下来我们会看到，这种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相互看不上的状态，差一点导致红四军分家。

军事委员会的裁撤

1929年1月1日，军阀头目何键在江西萍乡正式宣布担任总指挥，开始了针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怎么对付这股来势汹汹的敌人？三天以后，1月4日，红军在宁冈县柏路村召开会议，史称“柏路会议”。

会议决定，把工农红军第四军一分为二，其中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第三十团（主要是湘南起义的部队）、王佐指挥的第三十二团（主要是秋收起义之前井冈山上的人马），这两个团共计1200多人，负责驻守井冈山。教员、朱德则率领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三十一团以及独立营、特务营共计3600人，向赣南出击，打到外线去，寻机在敌人后方打几个大胜仗，一举粉碎敌人的“会剿”。

然而不幸的是，红军主力出发以后，敌人很快发现了我军的作战意图。何键也分兵两路，以湘军主力进攻井冈山的彭德怀部，以赣军四个旅围追堵截红军主力。红四军原先积极主动到外线作战的意图破灭了，运动战被迫打成了突围战。

在井冈山方面，彭总手里总共只有1200人的作战部队，却要面对2.5万敌人，敌众我寡，硬守根本守不住。战至1月28日，黄洋界失守，29日，八面山失守，2月7日九龙山失守。井冈山是保不住了。彭总不得不收拢残部，下令突围，往赣南方向去追赶红军主力。这时他还不知道，红军主力自身难保。

在赣南方向的红军主力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同样损失惨重。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独立营营长张威、三十一团团长周舫相继牺牲，甚至连朱老总的爱人伍若兰都因受伤被敌人抓去，惨遭杀害，年仅26岁。

在这个危机时刻下，第二十八团、三十一团的矛盾瞬间就凸显出来了。双方都责怪对方不给力，那怎么办呢？既然双方都嫌弃对方拖后腿，那干脆分开来好了——朱德率领第二十八团，教员率领第三十一团，各干各的。

带着这样的争议，2月2日黄昏，疲惫不堪的红四军主力来到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小村庄罗福嶂。第二天，红四军前委在罗福嶂召开扩大会议，史称“罗福嶂会议”。

罗福嶂会议做出的决议里头，有两项特别引人注目：

第一，重新整编全军，把原第二十八团和特务营、独立营编为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党代表陈毅；把原第三十一团改编为第三纵队，司令员伍中豪，党代表邝珠权。把红四军分编为两个纵队，其实这就是为了分兵做准备的。

结果就在进一步讨论分兵方案的时候，教员不干了，他甚至不惜为此跟朱老总发生激烈争执。教员认为，越是在危机时刻，越不能分兵，分兵恰恰是给了敌人各个击破的机会呀。于是乎，他利用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权力，强硬地压下了分兵的提案，决定不讨论这个问题。这就引发了很多人的不满，觉得你毛委员也太霸道了。

但毛委员的霸道还不止于此。教员看到，之所以会有分兵这样的呼声，根本是因为领导权责不统一的问题。前委、军委两个领导机构，我前委书记被认为是三十一团的人，军委书记朱德却站在二十八团这边。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扯皮不休，那不就是前委和军委权限不明确吗？

所以，教员提出并通过了第二项议案，索性不要军委了——军委改编为政治部，由我毛委员兼任政治部主任。这就相当于把朱老总的权力直接拿过来了。这就为后来许多人攻击教员“大家长作风”“搞集权”“搞大权独揽”埋下了伏笔。

然而，历史证明了教员的正确。教员力主撤销军委以后，红军越打越顺，打出了一片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