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文章属于历史架空假设&小说设定范畴，不属于严谨的历史讨论。

如果高仙芝打赢怛罗斯之战，或者五代十国时期于阗国顶住喀拉汗王朝的圣战，并且在西夏、吐蕃、归义军、高昌回鹘等势力的支持下反推到喀什地区，历史会呈现出怎样的图景呢？

我们的假如将从公元11世纪初期开始！

鼎盛时期的于阗王国版图

首先，于阗、高昌回鹘、龟兹回鹘等幸存在西域的佛教势力，可以组成佛教联盟，成为西域的佛教文化屏障，阻击伊斯兰教势力的东扩。

塔里木盆地的自然环境比较极端，90%人口生活在实际占地面积不到10%的绿洲地带。除世俗政治权威之外，宗教信仰是维系人心、稳定人心、抚慰人心的重要工具。参考当时的历史，如果伊斯兰教没有东扩成功，那么佛教会成为这一区域的主要宗教。

克孜尔石窟中的龟兹贵族

参考公元10世纪前后的南疆地区的历史，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推断：

无论是青藏高原上的吐蕃，后来出现地方寺庙割据、僧人架空世俗贵族权力的情况会延续到叶儿羌后期。汗国深度陷白山派和黑山派内斗，以及大小和卓之乱、张格尔叛乱时期宗教领袖。

因此，具备强大世俗和精神动员能力的，主要是南疆的几个绿洲世俗王族。无论是之前的吐火罗、斯基泰裔王族，还是后来迁入的回鹘王族，大概率会遭遇世俗王族被各种高僧法座给架空。后者会成为各个绿洲的实际掌控者，类似于苏巴什佛寺和热瓦克佛寺等，佛寺会成为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高僧鸠摩罗什雕像

参考这个区域的传统，比如鸠摩罗什等人很多国家的高僧本身就是王子，或者是具有王族血统的人。因此，世俗王族会被保留。

这种机制下，氏族、王族会不断的提供具有慧根或者灵性的继承人进佛门修炼，然后掌管南疆地区的世俗和宗教事务。类似于吐蕃达赖转世的“转轮王转世”继承制度。和田、库车、吐鲁番等具有学术、学识和教育传统的区域，依旧是佛寺林立的大都会，而非区域内的伊斯兰经学院中心。

敦煌壁画上的于阗城池

这些宗教领袖大概率不是和卓，而是使用法的守护者、法王、法座、转轮王等印度或者波斯式的名号，然后世俗领袖保持国王、狮子王、大都督、都护等西域或者汉式头衔，兼任世俗统治者。

同时，寺庙会拥有土地与武装僧兵。甚至兼具银行金融职能，从事贷款和存储业务，成为商业活动的中心。根据现存佛教遗址，这些寺庙本质上是一个兼具寺院、僧房、客栈、商站的小型城市。通常和世俗城镇保持一定距离，又处在水源充沛、交通并不闭塞的位置上。

和田热瓦克佛寺遗址

此时，回鹘人已经迁徙到了今天塔里木盆地的东部和北部。所以，整个盆地的文化面貌，应该是东部和北部呈现出古代印欧人原生文明+回鹘佛教文化的相互融合状态。大致相当于王延德石膏上记中描述的回鹘文化面貌。既有草原的游牧传统，也有之前唐朝留下的汉文化元素，还有西域本地原生古老的东波斯文化因素。

古老的于阗国则会延续几百年国运。国王李圣天（尉迟僧乌波）以“唐之宗属”自居，推行汉式官制与佛教融合的治理体系，进一步强化与中原的文化纽带。尉迟王族还会坚持其东向外交政策，继续和中原保持更加深度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

于阗国王李圣天形象

如果不被灭亡，于阗国的九大天神守护信仰得以传承。迦迦耶莎利神守护于阗国，莎耶末利神守护于阗国，莎耶摩利神守护于阗国，阿隅阇天女守护(于)阗国，北(方)毗沙(门)天王神守护于阗国，阿婆罗质多神守护于阗国，摩诃迦罗神守护于阗国，悉他那天女护于阗国......于阗画派等艺术流派也许会沿着之前的轨迹继续发展。

综上，南疆的几个绿洲还是会以今天的哈密、吐鲁番、焉耆、阿克苏、和田等绿洲为单位，形成几个大的佛教绿洲封建国。在区域称谓上，可能会延续之前的印欧语名称叫法和汉语称谓，而非之后的突厥化的地名，比如焉耆的汉文是焉耆，印欧语名字是阿耆尼（Agni,火神的意思）。

毗沙门天形象

在此番格局之下，喀什、莎车、阿图什等今天位于南疆西部边陲的贸易重镇将地位不保。这些区域会成为佛教和伊斯兰教文明圈的长期拉锯战场。

为应对本土战争，佛教会在西域本土产生一些变体发展。比方说丰富对战争或者军事表述，可能会加强对毗沙门天作为战神的强调。而且长期战乱也许会倒逼这些绿洲国，以及佛教政权的资源汲取能力和社会动员组织能力。佛教会在这些区域产生一些变体。

贸易与军事 将成为西域佛教的重点

一旦与伊斯兰文明圈发生战争对峙，意味着通向中亚、南亚等地的传统贸易大幅萎缩。反过来，与河西走廊、中原、蒙古、青藏高原的经济联系将被动加强。那么敦煌、莫高窟等地区维持繁荣时间也许会更长，藏经洞的封闭也不会发生，升级成一个个多语言文献图书馆。

与之对应，西域地区的石窟寺传统会继续延续，取代印度那烂陀寺，成为中原僧人西行求法的最终目的地。于阗牛角山这种和佛教创世建国神话有关的地点，必然是取经僧人的打卡圣地。

于阗地区的寺庙遗址

为保护圣物，于阗国、龟兹等势力可能会派遣僧团前往北印度、阿富汗等地，将佛钵、佛足石等圣物转移到西域。并且发明对应神话，比方说佛波突然从天而降，从富楼沙飞行到了于阗，保佑于阗国等等。西域诸国会自己阐发，发扬自己的佛教理论和佛教建国故事，发明出一些新的绿洲圣所、佛教圣地。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西域高僧就将佛经从梵文翻译为汉文。唐朝时期，汉地僧侣又将汉文佛经带回西域，实现汉文佛经向西域的再传播。在这一个时空里面，汉文和西域梵语或者西域本土语言的文字对翻对译会继续发展。西域本土的韵文和吐蕃、汉语的韵文也许会发生一些奇妙反应，出现新的文学形态。

于阗国的双语敕令文书

或许是和中原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日益紧密，维吾尔语中大量出现阿拉伯语借词的情况不会发生，取而代之的可能是来自大量中古汉语的借词。这一过程从唐朝重新设置安西四镇，汉文化大量进入塔里木盆地的时代就开始，至少到北宋时期还在延续。从现有的文献可以看出，笔、墨、道人、道场、总管、参军、都督等政治、文化、行政层面的词汇已经进入了当时龟兹、高昌、回鹘等国家的日常生活管理中。

蒙古征服时代，假设没有像西辽统治的松散管理，这一区域的西部已经出现喀什和田地区，主要以穆斯林信仰为主，库车受到伊斯兰势力的渗透，东部是佛教文化区的情况。如果整个区域内大体以佛教文化势力为主，也许会对蒙古征服者产生更深刻影响。

蒙古征服西域的结晶 东察合台汗国

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往往会入乡随俗。日后被分封到这里的蒙古汗国，也许也会继续采纳本土的西域佛教或者吐蕃的藏传佛教。东察合台汗国强行命令本土的佛教信众和蒙古人改动伊斯兰教的情况也许不会发生。

到明朝中期，在政治文化方面，这个区域出现的将是佛教内部的教派之争。各个绿洲的法王、法座因无法兼并对方，不得不求助于南面的乌斯藏，北方的蒙古高原，或者东方的明朝。由于印度本土的佛教基本上衰亡殆尽，那么佛教的中心必然继续东移。因此，这个区域本身所能借助的外部力量，也就是东土、吐蕃或者蒙古。纵使对上述征服者有不满，但是其可以选择的支援对象也非常有限。

当然，西域的佛教、音乐、文化艺术会继续发展。类似于阿曼尼沙汗这样的贵族诗人、文学家，整理的可能不是伊斯兰式音乐、诗歌和艺术，而是具有佛教哲理韵味的诗歌、剧本和舞蹈。

随着年代推演，区域内的人名大概率采用印度风格，翻译成汉语大意是善爱、妙可、功德力、法护、法盾、智月、无忧等。这些来源于佛教文化、西域本土语言的发音音节，可能和现在的阿拉伯波斯突厥式名字一样多音节。城市的建筑风格采用东波斯式，但也结合生土建筑，以及汉式的亭台楼阁。

明朝时期的西域与中国联通渠道日渐狭窄

在本地文化方面，“回鹘-于阗佛教”为内核，壁画、木雕中的犍陀罗风格（如米兰带翼天使）成为民族艺术符号，而非伊斯兰几何纹样。 西域本地的吐火罗文、回鹘文、于田塞语。和汉文、梵语并用，依旧会呈现出多语言文化的风貌。

在节日方面，佛诞节、孟兰盆会、本地丰收祭、河神祭祀，会取代诺如孜节、古尔邦节等伊斯兰节日。按照这个文化做推演，传承到今天的新疆地区的民族舞应该是类似于印度的舞蹈风格，继承了大量来自龟兹于阗的古老舞蹈元素。

西域本土会是这种佛塔 而不是大量的麻扎

到清朝时期，如果这个区域内仍然是以西域土生佛教或者藏传佛教为文化主流，可能会发生类似藏区历史上的教派博弈。在这样的背景下，某个佛教教派可能还是会引导清军进入西域，完成对这一区域的征服和整合。西域各绿洲的法王轮回转世，需要受到清朝中央政府的认可和批准。与之对应，个体的法王要尊奉清朝为共主，并且从宗教教义上加以论。

另一方面，这个区域的内部动乱将难以获得帕米尔高原以西的伊斯兰世界支持。那种由中亚汗国军官发起，受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支持的暴力事件几乎没有可能。任何区域内的领袖想公开背叛清朝，都会因为缺乏外部支持而掂量再三。假如爱新觉罗家族承担起西域护法者、法王转世监督人、毗沙门天转世身份，那么仍然会持续面到面对泛伊斯兰主义和大突厥主义的入侵冲击。

古丽米娜老师复原的龟兹歌舞

同时，青藏高原保留的佛教文化，很大程度上受极端气候环境阻隔。历史上的叶尔羌汗国，曾数次试图征服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区，捣毁当地的佛教寺庙。但都遭遇水土不服情况。相比之下，从费尔干纳、河中地区到塔里木盆地，只需要翻越帕米尔高原。两边的气候差异并不大。所以在明清时期，河中地区的伊斯兰势力依旧会试图对塔里盆地发动扩张。

当然，和本时空内出现的以传教教育和商业渗透的模式不同，如果这一区域整体是佛教世界，必定会被伊斯兰世界视为一个持续圣战对象。例如持续近千年的于阗--喀喇汗战争，会演化成烈度很高的文明冲突，直接促成双方结成世仇。

阿古柏的核心部队其实来自中亚和阿富汗等地

随着近代武器技术进步，战争的破坏手段必定升级。整个区域文明遭受的冲击力度会更强。清军在平定类似大小和卓这类佛教领袖掀起的叛乱后，就不得不将要面对以奥斯曼土耳其为后盾的中亚三汗国圣战。

因此，清朝时期南疆的军政首府大概率和汉唐一样。设置在位于天山南路中轴线位置的阿克苏地区，起到居中指挥全局的作用，而不是当时的喀什噶尔。

如果接管佛教西域清朝面对的实际西域战争烈度会更大

在这样的背景下，从清末、民国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末，喀什、阿图什等边境贸易城市将不会出现。这个地方也不会出现庞大的边境贸易致富群体，盆地西部会长期处于文明对峙的冲突前线。

因为和内地的联系贸易变强，而和田库车、阿克苏等绿洲本质上其实是农业绿洲，不像喀什、莎车、阿图什等地位于边境地区，有较强的商业氛围和商业气息，因此这个区域的气质整体上可能会偏向农业化。

浩罕汗国的军队

因为在帕米尔高原以西，威胁来自于英国、俄罗斯和整个泛伊斯兰世界，当地依旧会是一个高度军事化区域。战争的严酷程度和酷烈程度，并不会比本时空内的各种战争低很多。

在英俄大博弈时期，双方依旧会考虑争取这个类似于西藏的佛教文化缓冲区。瑞典、沙俄、英国等国的传教团，在本世纪初期的南疆传教很不成功。佛教可能对于异文明的态度更加开放，这个区域也许会在传教团的努力下出现一批基督教信众？当然，这里的基督教也是在向本土佛教做了妥协和让步之后的结果。

瑞典传教团遗址和在喀什招收的人

然而，考虑到巨大的文明体系、人种和语言文字差异，任何政权要大规模的介入本地并改变文化面貌，都会发生重大的冲突。这一过程很难说是没有矛盾和完全愉快，强势民族和弱势民族的矛盾会继续发生和上演。

直至现代，这个区域大概率会变成一个类似于西藏的佛国圣地，或是蒙古这样的大自然天堂，具有旅游文化上的价值。同时被现代媒体宣传描绘为一个充满西域秘境，具有异域风情的旅游消费区。但考虑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本地年轻人还是会遇到很多现实问题。比方说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不平衡，东西部地区发展差异大。衍生出来的一系列次生问题。小民族面对大民族的种种复杂而矛盾的心理，以及各民族之间说话非常隐晦、不敢非常直接坦率表达，遇事藏半分的做事逻辑，以这个区域内祥和美丽的外表下潜藏的各种深刻矛盾会依旧存在。

事实上，这个“佛教塔里木盆地”的假设和推论并不会发生。

究其原因，是因为整个区域的自然环境条件过于严酷。这样的自然环境，限制了文明的坚韧程度，无法承受激烈的战争冲击。因此，面对强烈的外敌入侵，这里的人民倾向于适应，以最大限度的获得生存。

所以，本地文明形态注定会是比较脆弱。即使新疆南部的居民有印欧血统和类似于白人的体制结构。但是，作为文明。以及讲究资源整合能力的战争时，单靠区域内本土的力量很难支持烈度强大的战争。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于阗才最终被喀喇汗王朝攻灭。

而且，佛教是一种讲究超脱、圆融、和解来世的消解性宗教，其理论有极强的解构性。这注定了佛教无法从世俗层面最大限度的凝聚、物质力量和大众的力量。面对更加强有力的宗教军事组织，显得非常吃力。

正规的佛教训练只适合于少数人走上层路线，基本上脱离贫苦大众的生活。重视少数人个人修炼和个人解脱的小乘佛教，本质上属于个人的世界观或者小城邦的世界观，但终究无法成为区域强国或者大帝国的世界观。小乘佛教一系列。成本极高。方法，奢侈的修行模式和修炼成本训练模式。也很难在广大普通人中扎下根。

而且，医学、几何、代数、天文、数学、化学这些东西的基础版，都是伊斯兰文明继承之前的文明后发扬。伊斯兰教对战争的论述以及对军事资源的整合，还有获得军事资源支持的能力，都和11世纪的佛教不是一个级别。对西域的入侵其实是降维式打击。所以，伊斯兰教席卷这个区域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真实历史上，西域地区大规模改宗回佛教或者基督教的事件发生过，那就是西辽帝国的乃蛮部王子驸马屈出律自己是基督徒。他在从老丈人耶律直鲁古那里继承皇位，曾经一度在喀什、和田等地推行佛教和基督教。但这样的改宗并没有持久，反而在蒙古大规模入侵之后被调回原来的状态。

而且这个推演还存在很多变数。比方说草原游牧势力对于西域地区的一系列变数到底是什么态度？这个推演根本就没有考虑进去。事实上，中亚的草原游牧势力会比。青藏高原和旱地更多的参与对这个区域的互动，对这个区域的影响实际上也更深。

从距离上说，中原往那个地方提供支持和支援的距离比较长。不仅成本比较高，而且很难搞，基本上投送不过去，对于宋明更是如此。西域无用论，西域放弃论其实在中国古代的市场非常大，直到左宗棠西征时代都都是如此。从班超的哥哥班固写《汉书-西域传》开始，西域无用论，西域放弃论其实是中国士大夫的主流观点：匈奴能得其马畜旃罽，而不能统率与之进退。与汉隔绝，道里又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盛德在我，无取于彼。

左宗棠时代 西域无用论才渐渐收敛

即使是在这个时空，乾隆收复新疆后，西域放弃论的观念其实依旧存在。直到沙皇俄国大肆蚕食中亚，危及中国的西北边疆安全的时候，这一系列观点才有所收敛。

西域无用论的扭转，除沙俄的外部威胁导致中国的战略回旋余地大受打击之外，也是因为进入工业社会之后，新疆地区的丰富自然矿产的资源天赋被发现和察觉搞笑的是，西域无用论转而变成了今天抖音视频下维吾尔族女人跳舞的时候，一堆人油腻地说“感谢左宗棠”、“老祖宗去打西域，不是没有原因的”。

左宗棠的胜利靠的是前期的周密后勤准备和情报工作

以及对西域的深刻研究认识而不是口嗨意淫和纯粹热血

现在中国新疆有一种倾向，试图复兴一些本土宗教去抗衡伊斯兰文化传统，比如去那边建道观，修佛寺。这一过程开始于18世纪末期中原军队重新进入这一区域。

这一区域的佛教、摩尼教、基督教等文化的遗产，本质上来源于这些宗教遗迹所运载的艺术文化价值。反映的是古代西域先民巧夺天工的艺术造诣。而这些艺术本身，又是古代西域生活的现实写照。

在历史上，西域地区的佛教更多起的是一种重要的中转和中介的作用。在本时空内，实际上佛教中心最终还是东移到了东土中原。不考虑受众基础，考虑到区域的极端特殊性，以及这个区域在基础文化教育方面的落后。好的情况就是无疾而终，坏的情况就是明明推不下去还要强推，最后制造出类似一贯道、香功、气功、超神论等民间文化形态和地方情绪合流。打倒了来自兴都库什山以西的野生阿訇传来的极端主义邪教，又自己培育出新的奇葩形态。

现在新疆各地为文旅兴建的约特干故城、楼兰故城，还有各种汉唐时代的古城遗址景区，本质上是属于把死文化强行复活。一个文化死，说明它失去了对应的生命力和受众。一个没有受众的产物，它最终只是一个能拉动地方经济的娱乐，和本地居民的生活是两码事。游客也就是看个乐呵，当然能够通过旅游带动经济、让本地居民和外界多接触、避免野生阿訇乱教学是非常好的事情。

说到底，信什么文化、信什么宗教和地缘格局对应的利益是两码事：

越南，朝鲜，日本都属于广义上的汉字文化圈，结果这几方近现代史上进行了非常血腥乃至变态的厮杀。

按理说印度的耆那教保留了些许佛教因素，西域佛国延续到今天可能是类似于波斯-伊朗+北印度的形态，但是现在中印两国的民间印象是什么都不用多说。

现在在克什米尔地区，信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看起来更类似汉唐的”于阗“（实际上也是在左右逢源，只是和印度有巨大矛盾），而印度则充当（不恰当的比喻）了类似于喀拉汗的角色，印度人貌似制定过貌似越过喀喇昆仑山袭击并占领喀什和和田的战略计划。参考上个世纪的边疆史，西域依旧是佛教文化圈，很多文明冲突依旧不可避免。

最后，与其对着抖音里的视频隔空意淫说“感谢左公”，干嘛不学习一下维吾尔语或者哈萨克语，然后去西域本地问一问当地人到底是怎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