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 “西夏陵” 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消息从巴黎传来，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到了这片位于贺兰山山脉南段东麓、沉寂千年却又神秘莫测的陵墓遗址群上。

历史上，西夏与北宋曾长期对峙，无论是战场上的金戈铁马，还是榷场边的经济博弈，都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的历史进程。

中国历史上，西夏曾与北宋、辽朝鼎足而立。西夏是我国古代西北部党项羌人建立的王朝，隋唐时期，党项羌人逐渐聚集到甘肃东部、陕西北部一带，唐僖宗时其首领拓跋思恭被封为定难军节度使，后被封夏国公，赐姓李，辖领夏、银、绥、宥州，成为地方藩镇。

五代时期及北宋初年，李思恭家族后代都接受中原王朝的任命和册封，直到北宋景祐五年（1038）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定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割据22个州，东起黄河，西尽玉门关（敦煌西），南迄萧关（甘肃环县北），北抵大漠之地，占地两万余里，与宋、辽分庭抗礼。而西夏与北宋之间战斗频繁，其中还包含着深层次的“经济战”。

西夏对北宋的战争

李元昊即位后，下了秃发令，并努力吸收汉文化，创制党项文字，西夏的重要典礼和朝贺仪式都参照唐宋规制。李元昊发动的三川口、好水川、定川砦等大战役，给宋军造成很大损失，“丧师皆无虑十余万”。北宋庆历四年（1044），宋夏达成和议。随后，西夏又在“河曲之战”中打败了辽兴宗统领的10万辽军，一时声震天下，从此与宋、辽形成三足鼎立之局面，并成为北宋的一大劲敌。

早在李元昊的祖父李继迁、父亲李德明统治时期，党项投靠辽朝，也表面“归顺”宋朝，但其军队经常性骚扰宋朝边境，宋军反击，互有胜负。李元昊称帝后，宋夏边境冲突不断。

元朝史学家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指出，西夏政权到了李元昊时代，占地“方二万余里”，总人口虽然远不如北宋，但有近70万的军队，且成年男子基本上都是骑兵，平时为民，战时为兵，战斗力相当强悍，这是西夏敢于同北宋甚至辽朝抗衡的内在原因。

一些官员学者如北宋陈师道、南宋王称和叶適认为，西夏军事对北宋的影响超过了辽朝。

范仲淹、韩琦等宋朝名相都曾组织军队抗御过西夏，尤其是范仲淹治边有方，威震西陲，被西夏人和边民尊称为“小范老子”。只不过他的策略也仅仅是“力持守策”而已，对西夏军事行动阶段，“无大胜，亦无大败”，但他积极采取营田实边、修筑沿边要塞等措施，使很多流亡百姓和羌族百姓回归北宋，并培养出狄青、种世衡等一批戍边名将。西夏因其军事实力，在辽朝、金朝先后据有北方，以及北宋被金朝灭亡后，它的版图一直较为稳固，直到1227年被蒙古军灭亡。

除了军队强悍之外，西夏能与北宋长期并存和对抗，另有两个重要因素：首先，北宋一直都认定北方辽国是最大的威胁，尽全力于抗辽，对僻居西北苦寒之地的西夏之威胁，没有足够的重视。其次，雄踞北方的辽国意在利用西夏，形成“三角效应”，对北宋进行牵制，所以每当宋夏战事到了关键时刻，尤其是西夏居于劣势时，辽国就出来干涉，致使北宋不得不重新调整战略部署，无法重创西夏。客观上，西夏对于北宋也仅能攻击边境而已，从未能越过河东地区，所以北宋和西夏的边界线相对稳定。

历史上，即便金朝灭亡北宋后，西夏的版图依然没有太多变化，由此也反映出，西夏的军事实力持守有余，而进攻不足。这也是决定西夏同北宋之间长期并存关系的一个原因。

综合西夏的国力和军力，以及北宋、辽、西夏三国之间的对峙牵制形势，包括北宋建国后自身的政治、军事、经济和内政等诸多因素，使得北宋对西夏的政策不断变化，穿插着时战时和、战和并存的情态，从李元昊建立大夏与北宋对峙，直到与南宋高宗再缔和约为止的91年间，宋夏之间共有75年处于战争状态，时间不可谓不长。

西夏的“软肋”

能征善战的西夏也有它的“软肋”。学者吴天墀在《西夏史稿》中指出，经济问题一直是西夏的一个严重问题，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它给西夏带来对外关系上的某些依附性。

北宋被西夏视为最大敌手，但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基本盘”相差悬殊：从疆域上来看，西夏版图约为北宋的1/4；从人口上来看，西夏人口基本在300万人左右，而北宋人口峰值在北宋宣和六年（1124）大约2340万户，计12600万人，二者比例为42:1，差距极大；从经济上看，工农商业门类齐全的富裕的北宋与僻居内隅以畜牧、农业为主的西夏相较，更是霄壤之别。

这是西夏的根本性难题。就当时格局而言，西夏“北事辽，南事宋，仅足以自存”——“事辽”是慑于辽朝军事实力、政治地位，“事宋”则完全因有求于宋朝经济援助和贸易交流。也可以说，西夏是将富庶的北宋作为利益追求对象，岁赐与榷场、和市是北宋和西夏之间的经济往来形式。“岁赐”相当于北宋给予西夏的军事安抚款，“榷场”是在两国边境设立的进行大宗货物交换的官方贸易机构，“和市”则是次一级的“榷场”，主要是为了满足百姓日常生活需要的交换，规模较小。

西夏虽与北宋对峙对抗，带着明显的“以战博利”“以和求利”色彩。军力捉襟见肘的北宋对于彪悍的西夏主要是防御态势，积极采取经济制衡的方式，因势而为，以达羁縻共处之效。

党项羌人在李德明统治时期归顺北宋，与北宋关系较为融洽。李德明对北宋很满意，他曾对儿子元昊说：“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锦绣，此宋恩也，不可负。”

曾经担任过边帅的北宋宰相庞籍曾有言：“夏人仰吾和市，如婴儿之望乳”——此言或有自夸成分，但也明确表述出西夏在经济上对北宋确实有很强的依赖性。所以，根本而言，西夏与北宋之间表面上看是“武力战”，实质上却是长期的“经济战”。

北宋与党项的“蜜月期”，因李元昊继位后改称“大夏皇帝”而打断。为维持封建体制，宋廷曾想通过提供经济利益，劝李元昊不要在名义上称尊抗立，为了利益，李元昊起初还虚与委蛇。当北宋发现李元昊决然要与其对抗后，停止了对西夏的各种赐赠及互市，官办榷场更是无从谈起，但双方边境百姓为生活而进行的私下交易是无法完全禁止的。

北宋对桀骜的西夏皇帝曩霄（李元昊）发动了攻击，但“王师数出不利”，西夏军队一系列凌厉的进攻，造成宋军节节败退，甚至震撼了北宋的封建统治。相对应地，西夏国内也产生了很大波动。西夏统治者对境内百姓大肆征调，几乎是全民皆兵状态，本就贫瘠的土地更加不易生存，西夏王国内“死亡疮痍者相半”，幸存者亦生活艰窘，百姓厌战情绪很强，“国中为‘十不如’之谣以怨之”，这些情形使得李元昊从政权稳定角度考虑，不得不及时调整对宋战略，见好就收。

基于双方各自原因和共同诉求，北宋庆历四年（1044），北宋与西夏议和订约，李元昊给宋廷的誓表中说：“凡岁赐银、绮、绢、茶二十五万五千，乞如常数，臣不复以他相干。”这也表明即便西夏军事占了上风，为了经济利益，却也不得不与宋朝求和。宋朝同意了西夏的条件，不仅给以岁赐，同时允许西夏使者到北宋京城后可以“就驿贸卖”，并重开互市，两年后恢复了保安军榷场，又增设镇戎军的高平砦榷场。按照北宋的规划，每年要在这两个榷场购入党项马四千匹、羊二万只，规模不小。但是，北宋仍然禁止西夏销售青盐于宋境，以保护宋朝盐业专卖。李元昊通过战后议和订约，同北宋形成新的贸易框架，弥补了自身的经济“软肋”。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李元昊之子李谅祚即位，亲理国政之后，又开始实行亲宋政策，北宋答应西夏的和议，赐岁币，开榷场、互市进行贸易，但事先说定“违约则罢和市”。李谅祚遣使臣赴宋朝纳贡时，还曾“请尚公主”，意在结宋朝为援，但宋仁宗没同意。此后，北宋与西夏一对邻国的关系时好时坏，边境状态战和并存。

就大历史而言，西夏王国自1038年建立，至1227年被蒙古军灭亡，有国190年，而与之长期并存对峙的辽朝和北宋早就于100年前为金国所灭，北宋一脉延续之南宋政权则偏安南部中国。由此可见，西夏政权之顽强和韧性。

总的来看，西夏实际上是以党项羌人为主体的，包括汉（宋人）、藏（吐蕃）、维（回鹘）、蒙（鞑靼）等族组合而成的多民族政权，它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受包括北宋在内的中原王朝的影响，并积极发挥自身的优良传统和智慧、勤劳。其与北宋长期对峙，为了局部利益，常在沿边战地大肆劫掠和杀戮，打破和平之局，很长一段时期给西北地区百姓造成了战争灾难，起着破坏作用，阻碍了社会文化和经济贸易发展，对全局和自身都很不利。和则两利，战则两伤——这是人类历史的经验。李晓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