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党史研究者还要具有“门外汉”的眼光?
创始人
2025-07-10 11: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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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研究是一项专业工作,正因为它的“专”,所以才要看到“博”的重要。因为专做此事,眼光容易只注视在本行,跳不出习惯的范围。于是在研究中,许多事见惯了,反不去寻思它的意味;倒是“门外汉”伸头向里一望,有时竟能看出问题来。因此一个党史研究者,不仅要掌握本门的知识,同时还要具有“门外汉”的眼光。这才是社会需要的贯通之才。所以我们培养学生,就要一面指出“偏专”的害处,“不治将恐深”,让他惊出一身冷汗;一面说明“博通”的好处,这犹如朝阳产业里的本金,将来是可以一本万利的。

“专”之流弊:局隘、破碎

1927年梁启超给在美国读书的儿子梁思成的信中说:“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同样地,1941年毛泽东给在苏联读书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的信中也讲了类似的道理。他说:“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这些都说明“专”的弊端和“博”的益处。

这在学术研究中也有体现。今日学术的专门化,不限于科。在一级学科之内,还有若干二级学科,在二级学科之内,往往又分许多细目。就中共党史来说,可细分为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以及党的自身建设史。这些细目还可再分下去,比如党的建设史,又分为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制度、纪律等各个方面。这当然是为了精细化研究的需要,但倘若过于强调研究边界,不能“开墙透绿”,一味“深沟壁垒”,就会伏下学科发展的病根。其弊端主要有两个:一是局隘,二是破碎。所谓“局隘”,便是对外封闭,对内划界,此经不通于彼经,此说不通于彼说。研究毛泽东的,可以不顾刘少奇,无视经典作家间的知识传递;研究思想理论的,可以不顾党的实践活动,割开历史与逻辑的内在联系;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可以不顾新民主主义革命,切断中共党史的接续发展。这样长此以往,党史学将逐渐走向僵化,即便在本学科内部,也会各自为政,难以发挥学科的整体优势。所谓“破碎”,便是死板地从文字上做繁琐考证,一味地从细节上做深描细画,放弃宏观综合,只关注零碎知识,不再叙述历史的演变、进步与连续性,只发掘众多不连贯的瞬间。长此以往,党史学将逐渐失去自我,也会陷入危机和被边缘化。须知历史是整个的,支离破碎之后,就不是真正的历史。为研究的便利,不妨分工,但欲求得完整的知识,还是有必要借助于他者的智慧。

对于研究者来说,此种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并且伴随研究的深入,它还会不断加重。一般说来,其演化可分三个步骤:第一步是“自说自话”。有些党史研究者,把用功的面,割裂得至细至窄,平日收集资料,也只局限于自己关注的范围之内。这样替自己画定一个圈子,自然谈不到多方联系。所以他写文章,就只好就事论事,不能融会贯通。他作报告,就只好自言自语,不会交流对话。我们也时常见到有的专家会发出十分幼稚的议论。他们对于所专的科目,在全部学术中所占的地位,全然不知,所以除所专的范围外,一旦发言,不是“幼稚”,就是“隔膜”。第二步是“自以为是”。这便进入庄子所说“不可加”的状态,即认为自己所学的是无以复加、再好不过的了。这时候,他已不肯接受他人意见,而对历史的解释,又多出于主观片面,自然免不了歪曲和错误。但自己还要抱残守缺,于是“有殊致,则入主出奴”,门户之见的弊端就出现了;“有争心,则挟恐见破”,妒忌诽谤的大门就打开了。到这个地步,局面就很难收拾了。邓小平说:“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呐!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在党史研究中,我们也不可忘记邓小平的这个告诫。第三步是“自业自得”。这里借用一个佛学术语,有“自作自受”之意。一般说来,这已是一个人读书治学的最后阶段了。这时候,他也许发现了“偏专”的害处,但也是无能为力,只能承担它的后果。胡适说:“专工一技一艺的人,只知一样,除此之外,一无所知。这一类的人,影响于社会很少。好有一比,比一根旗竿(杆),只是一根孤拐,孤单可怜。”这是十分中肯的话。其实在党史研究中,以上三重“弊端”,也可以反过来说,叫三种“境界”,都是可以看到的,不能不引以为戒。因此一个学者,还是要“博通”一点,这样才不至于像春蚕一般,走到“作茧自缚”的地步。

“通”之要义:“纵通”“横通”“内通”“外通”

所谓“通”,就是从此到彼的意思。章学诚说:“盖取譬于道路,四冲八达,无不可至,谓之通也。亦取其心之所识,虽有高下、偏全、大小、广狭之不同,而皆可以达于大道,故曰通也。”大意是说,“通”可以比作“道路”,四通八达,无处不可到达;也可比作人的“见识”,虽有高下、偏全、大小、广狭的不同,但都可以通向真理。对于党史研究者来说,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纵通”,看到古今联系,立足现在研究过去。所以不能满足于一个时期、一个阶段的个别研究,而要上下打通,即使研究某一时段,或者其中某一具体问题,如一个人或事件、一份文件或报告,也要置于整个中共党史中,做出历史地分析和判断。毛泽东说:“我们要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此外,对党成立以前的历史,也要有所了解。这便是毛泽东所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的意思。只有做到这一点,才可称得上“纵通”。

“横通”,看到内外联系,透过党外观察党内。一方面,要探讨党与民族、国家关系的演化。世界是一个整体,所以研究党史,要把它置于新中国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做出历史地分析和判断;党的发展也不是孤立的,它同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状况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研究党史,也要从它们的关联上,从它们之间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关系上,寻求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另一方面,还要探讨党内各部分、各环节、各要素间关系的演化。党是一个有机体,所以研究党史,必须打通各专史间的条块分割,从整体上把握党史的发展。只有做到这一点,才可称得上“横通”。

“内通”,精通本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这个须有严格的训练。孟子说:“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只有多体会、多比较、多反思,并接受史料学、考据学、诠释学的训练,才能掌握这项功夫。这里应重点把握两个问题:其一,要精通这门学问的历史。没有纵向的传承,学术就失去了根底,这也有“为往圣继绝学”的意思。其二,要精通党史各家的学说。没有横向的参照,学术就达不到前沿,这也有听“百家争鸣”,看“百花齐放”,采“众家之长”的意思。因此,“内通”是重要的,没有“内通”,就谈不上“纵通”和“横通”,因为它关系学术的辨别力和分析力。

“外通”,了解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古人说:“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我们要推开来说:学一科而已,则不足以知其科。所以研究一种学问,一定要以别种学问为扶持,这样逢到旁涉的地方才能提出问题,比如我们研究党史,历史、政治等学科知识是必备的。除此之外,每研究一个问题,还要配备若干辅助学科知识,比如,研究经济问题,除熟悉经济学理论以外,统计学和数学的知识也不可或缺;研究社会问题,一般要借助于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这是一个学者日常必修的功课。所以“外通”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只有做到这一点,从此到彼、内外兼修,才称得上贯通之才。

在这“四通”中,前两个意指“道路”,这是从本体论上说,主张通古今、看发展,通内外、看联动;后两个意指“见识”,这是从认识论上说,主张修内功、采众长,学他者、借外力。这里的关键是有无心得,能否融会贯通。其实,在党史研究中,我们也时常见到这样的人,谈学论道,似乎无所不知,但多是道听途说,并无真知灼见。这类人很像钱钟书《围城》里的高松年。他身为大学校长,对学校里三院十系的学问,样样都“通”。今天政治学会开成立会,他会畅谈国际关系;明天文学研究会举行联欢会,他训话里就有诗歌是“民族的灵魂”,文学是“心理建设的工具”;后天物理学会迎新会上,他可以呼唤几声相对论,害得隔着大洋的爱因斯坦耳朵发烧,连打喷嚏。这一类人,虽可以受到一般人的欢迎,但却不是我们需要的贯通之才。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作者: 周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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