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5月17日下午，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公安分局接到报案，管城区新郑路31号院某户四人被杀。

接案民警迅速赶赴现场。虽然已是身经百战，扑面而来的一幕依然触目惊心：倒在外屋的是该住处的女主人——熟食个体户刘水仙及其儿子和保姆，三人均系被钝器多次击打头部致死；内室躺着刘水仙的女儿，死于窒息。

尸检结果还表明，四名受害人颈部均有电绞线的勒痕，说明死后又被歹徒进行过二次加害。

如此残忍的作案手段，如此恶劣的作案后果，激起了办案民警极度的愤怒。

他们迅速成立专案组召开会议，对案情进行严肃的梳理与分析：

1、门窗完好无损，现场并无明显的挣扎搏斗痕迹，邻居亦未听到大声呼救，可见受害人系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遇袭；再加上死者均被二次加害，由此可推断受害人与凶手相互熟识，凶手为灭活口而一心要置受害人于死地。

2、室内财物遭到翻动，且受害人并无被奸淫痕迹，可见犯罪嫌疑人的目标仅仅是钱财，这是一起典型的谋财型入室杀人抢劫案件。

3、犯罪现场一片狼藉，遭到严重破坏，取证困难，可见犯罪嫌疑人具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和经验，很可能有前科。

根据上述分析，专案组指挥部调整警力，重点对受害人的关系人，特别是有过经济往来的关系人逐个进行深入而细致的排查。

不久，一个名叫杨建生的人浮出水面。

2005年5月19日，杨建生及其同居女友蔡红被逮捕归案。

审讯开始时，杨建生还企图狡辩，但面对现场勘验的铁证，他不得不低头承认了自己伙同蔡红谋财害命的事实。

令人吃惊的是，在审讯中，杨建生一遍遍重复着“蔡红也是受害人啊”，“我对不起她呀，我要是没把她带去就好了”，“我太喜欢她了啊”。

在深陷囹圄之际，年已48岁的杨建生依旧如此直接地表达着对一个女人的痴情，这的确显得不同寻常。既然如此记挂爱侣，他应该更加珍爱生命，与爱侣一起过“只羡鸳鸯不羡仙”的幸福生活；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痛下杀手，制造出一起震惊社会的“灭门惨案”？又是因为什么，这个男人要口口声声将帮凶称为“受害人”呢？难道这看似简单的案件背后，还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

让我们透过杨建生48年的人生经历，去挖掘这个男人一步步陷入罪恶深渊的心理诱因。

1958年，杨建生出生于北京一个普通而温暖的部队家庭。父亲是一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军人，对子女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要求都很严格，同时对于他们的成长也是十分关注。

杨建生初中毕业时响应“上山下乡”的口号去了河南。当时他还不满18岁，立志要“做一个有用的人，在河南闯出一番天地，给自己争气，也给父亲还有整个家庭争气”。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到船厂当造船工，负责电焊。电焊属特种作业，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技术难度大，危险性也高，对电焊人员的身体素质和操作水平要求都相当严格，因此很多当时一同被分配去该岗位的小伙子都打起了退堂鼓。

起初，在工人师傅们看来，像杨建生这种“皇城”下来的“纨绔子弟”大多是好逸恶劳，眼高手低，很难适应艰苦的车间生活。然而，杨建生的表现却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

小伙子虽然没有相关的工作经验，却很用心，遇到不明白的问题总会虚心向带他的师傅请教，小至焊条的组成、型号、品牌、作用，大至电弧焊、手弧焊、埋弧焊等技术要领，操作细则……方方面面都孜孜不倦地学习，并且善于思索，举一反三，很快便掌握了电焊要领，成了同批知青中的佼佼者。

聪明勤奋的杨建生受到了师傅们的夸奖，从此干劲更足。除了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分配给他的工作外，他还经常主动加班，帮工友承担部分劳动。再加上工作耐心细致，杨建生赢得了老工人和工友们的一致认同，不到三年就成了该船厂的电焊技术骨干。按照当时的规定，学徒是没有资格参加年终先进的评选的，但是杨建生由于踏实、能干，被“师傅”联名保送，破格参与了评选，并取得了一等奖。

美好的未来似乎在向杨建生招手。

不久，春风得意的杨建生遇上了周玲玲并与之成婚。

然而，婚后的生活却不尽如人意。很长一段时间内，杨建生仍然是一个普通的电焊工，虽然几乎每年都能获得“先进劳模”这样的称号，收入却没有明显增加，这引起了妻子的一些不满。改革开放以后，造船厂效益开始下滑，很多脑子灵活的人相继辞去工作“下海”，在政策的支持下，没多久便过上了令人羡慕的“小康生活”，这对自小顺风顺水而且要强惯了的杨建生是个巨大的打击。眼看周围个个原本远远不如自己的人都迅速致富，而他依然靠微薄的工资度日；听着妻子日复一日的唠叨埋怨，杨建生的内心产生了严重的不平衡。

钱，他要钱！用比那些人更快的方法弄到更多的钱，他才能感到扬眉吐气。

但是他悲哀地发现，除了做个本本分分的电焊工，自己竟再无一技之长。论起经营手段与创新思维，他更是远远不如那些早早“下海”的同伴。

这样的他，有什么资本参与竞争？

四处碰壁的杨建生，内心的失衡愈发严重。

一个偶然的机会，杨建生接触到了毒品。他清楚这东西的危害，起初也很犹豫。然而对金钱的极度渴望，对现状的严重不满，再加上妻子无休止的嘲笑和羞辱，使杨建生逐渐丧失理智，选择了一条不归之路。

毕竟是第一次从事这种违法勾当，过去一直老实本分的杨建生难免有些做贼心虚；再加上投资小，人脉少，杨建生的“淘金”生意进行得并不顺利，往往连续很长时间都没有任何进账。

而因为贩毒，他与妻子之间的矛盾也愈发激烈。妻子多次劝他放弃这种危险的行当，都被他当成了耳旁风。为了避免将来东窗事发受牵连，周玲玲果断地选择了离婚。

之后，杨建生遇到了第二任妻子杨池花。不久，这段婚姻也因同样的缘故而草草收场。

两次婚姻失败并没能阻止杨建生“以身试法”的脚步。他偏执地认为这都是“穷”惹的祸，日进斗金的渴望愈发强烈。

东躲西藏，提心吊胆的滋味并不好受，杨建生的神经天天绷得像根弦，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放松。每当听见居室的楼梯口传来交谈或脚步声，杨建生都担心是不是警察来了；每当在街头碰见警察，他也会不由自主地设想警察是不是要抓他归案；甚至夜深人静，好不容易睡着了，他的梦里也全都是被捕的场景……

可是，巨大的精神压力还是没能让杨建生摆脱恶行。他无法接受生活的落差，贩毒成了他唯一的“出路”。他死死抓住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不放。曾经“根正苗红”的大好青年，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堕落了。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杨建生尚未来得及做完他的“致富梦”，便在2000年因贩卖毒品被判处了一年的有期徒刑。那一年，他42岁。

在那段提心吊胆的日子里，蔡红是杨建生灰暗生活中唯一的一抹亮色。

他跟蔡红相识于毒品交易。蔡红是一名顽固的吸毒者，但自身并不从事任何贩毒活动。一次偶然的机会，蔡红从杨建生处购买了数包毒品，两人均对交易对象极其满意。随后便一来二往，逐渐熟稔起来。

蔡红并不算多么漂亮，骨子里却散发出一种别致的韵味。虽然她比他小了十几岁，可杨建生发现自己不可抑制地为她动了心。经历过两次失败婚姻，又长期贩毒的杨建生本已对爱情不抱幻想，但蔡红让已过不惑之年的他重新焕发了青春，产生了爱的渴望与冲动。

2002年初，杨建生刑满释放后，辗转找到了蔡红，原本以为只是自己在单恋，不料蔡红爽快地接受了这份感情。她的父母起初觉得两人年纪相差太大，但看到杨建生对自己的女儿呵护备至，也逐渐默许了他们的交往。这实在让杨建生心花怒放，两人不久后便开始同居。

贩卖毒品多年的杨建生见多了毒品带来的危害，出于对蔡红自身健康，以及对他们将来生活的考虑，杨建生多次耐心劝导，甚至强迫蔡红戒掉毒品。戒毒对身心都是一场巨大的考验，杨建生也没有任何经验，所以蔡红的戒毒之路并不顺利。但好在她吸食毒品的次数在逐渐减少，两人的日子也就在偶有吵闹中一天天地过着。

自出狱并与蔡红共同生活之后，杨建生彻底断绝了通过贩毒挣钱的想法，毕竟他现在承担的是一个家庭的责任；但自己早已没有工作，又缺乏一技之长，一心一意想让蔡红过上好日子的他愁苦不已，左思右想良久，依旧苦无解决之道。

一个偶然的机会，杨建生在郑州街头发现了一家饭店店面转让的信息。他稍加盘算，觉得有利可图，回家后便将经营饭店的念头告诉了同样没有工作，亦无正当收入的蔡红，两人一拍即合。他们拿出几乎所有的积蓄盘下了这家小店，权作两人的经济来源。

开饭店是很辛苦的，装修、采买、打扫……杨建生和蔡红每天都像旋转不停的陀螺，起早贪黑，忙忙碌碌。但是由于没有口碑和名气，他们的生意一直半死不活，每月都几乎入不敷出。

离他们的饭店不远处，是个体户刘水仙经营的一家熟食店。蔡红喜欢刘家的熟食，一来二去成了熟食店的常客，她甚至开始亲热地称呼刘水仙为“刘姨”。刘水仙孤身一人带着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十几年来一直靠卖熟食为生。由于手艺独特，价格与分量也很公道，她的熟食店在那一片已是小有名气，成为全家人的衣食之源。

刘水仙为人热情大方，蔡红嘴甜会说话，所以很得刘的喜爱。眼见蔡、杨二人为饭店生意发愁，萧条时甚至连维持生计都困难，好心的刘水仙便经常给他们送些热干面等小吃作为救济，并毫不保留地向他们兜售招徕客人的秘诀。杨建生照做后，饭店生意果然有了一定的起色。杨建生不时地买些礼品作为回赠，两家人走动得比亲戚还要亲。

但是，杨建生和蔡红辛辛苦苦了三年，他们的小饭店一直没能火爆起来，所得仅够维持生计，与杨建生当初的发财梦相去甚远。可是想到为了贩毒而荒废的那些日子，再看看身边的蔡红，杨建生觉得很安心——一种靠自己的双手去劳动所带来的充实和安心。

同居期间，杨建生和蔡红也拍了一组结婚照。照片很漂亮，蔡红和她的家人都很满意，二老也催促着两人赶快把结婚证领了。可杨建生另有想法，三番两次地推脱着。

一直深爱蔡红的杨建生，为什么一提起结婚就吞吞吐吐呢？其实说白了，还是他的自卑感在作祟。他比蔡红大了十几岁，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应该给心爱的女人一份很好的生活作弥补，而他当时的财力显然无法满足这个要求。虽然蔡红不在意，但杨建生始终如鲠在喉。

“什么都没有，结婚有什么意义啊，只是一个拖累。”骨子里深受大男子主义影响的杨建生如此劝导蔡红。

蔡红明白，那不过是个手续问题，没有结婚证，杨建生也是真心实意要和她过一辈子的。虽然略有不满，蔡红也暂时作罢了。

当时，杨建生设想再过个两三年，等饭店的生意红火了，最起码要给蔡红一个体面的婚礼。奈何天不从人愿，这个梦想很快就化为泡影。

2005年3月，因为卫生检查不达标，饭店被迫停业了。这对杨建生来说不啻是个晴天霹雳。失去经济来源的两个人仅靠一点点可怜的积蓄过日子，很快就坐吃山空了，杨建生心急火燎。

饭碗砸了，他还能干什么？整顿饭店？那需要一笔投入，他没有。跟北京老家借？他丢不起这个脸。摆个地摊？一则他没有那个手艺，二则城管查得紧，一旦被抓得不偿失。再次贩毒？这种违法的事情是不能再碰了……杨建生悲哀地感到，自己是走投无路了。

真的走投无路了吗？这样想难免有些偏激。事实上在郑州，不，甚至在全国各大城市，都有无数“下岗大军”，很多人甚至还没有杨建生开饭店做生意的能力，但他们也依旧以自己的方式在温饱线上挣扎。与之相比，杨建生的处境虽然困窘，但还远远没有到走投无路的地步。

但那时的杨建生真是万念俱灰。他常常在想：年轻时壮志未酬，还把自己送进了监狱；好不容易遇到一个真心喜欢的女人，想跟她组成个家庭都无能为力。自己一个年近半百的大男人，庸庸碌碌了大半辈子，竟然如此一事无成。失败，真是彻头彻尾的失败！

深感挫折的杨建生不但没有勇气奋起，反而让思想滑到了一个危险的边缘——钱，只要拥有一大笔钱，就能摆脱所有的危机。这成了杨建生唯一的希望寄托。怎样搞到钱呢？去偷，去抢，然后带蔡红远走高飞。

一个偶然的瞬间，如此可怕的念头跃上了杨建生的心头。

按常理，已经有过一次人狱经历的杨建生是不该做出这么愚蠢的决定的，只是当时他走火人魔，心存侥幸，居然让思绪顺着这罪恶的念头越走越远。

此时杨建生面临一个抉择：究竟让不让蔡红知晓这个可怕的计划呢？

很长一段时间里，杨建生辗转反侧，左思右想。他以为，抢钱，归根究底是为了自己和这个家，是为了让蔡红过得幸福。如果不拉上蔡红一起干，第一，事情一旦败露，她会不会离开他，甚至告发他；第二，如果蔡红离开了他，那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嗯，他不想，也不能放开蔡红。无论如何，他都要蔡红跟他在一起。只要他们变成了一条绳上的蚂蚱，蔡红就跑不掉了。对，做案时就带上蔡红！她要是听话还好，就当她是帮凶；如果她不听话，那就干脆把她也一起干掉！既然生不能在一起，死也要跟她死在一起！

疯狂的念头，在杨建生心中最终成型。口口声声所谓的爱，竟然成了拉情侣下水的借口！

没想到，当他把抢钱计划告诉蔡红后，竟得到了她的同意。

蔡红染上毒瘾已有很长时间，断断续续的戒毒并没有让她真正戒除毒瘾。自饭店关门后，家中积蓄日益减少，她的毒瘾发作却日渐频繁，再加上杨建生信誓旦旦的保证，这个没受过太多教育、糊里糊涂的女人居然没有基本的设防。

两人像过筛一样将周围的熟人过了一遍，最后竟将目标定在了对他们有恩的刘水仙身上。理由很简单，刘水仙经营熟食店那么多年，一直生意兴隆，家中肯定有不少积蓄，是他们熟悉的人中最“富裕”的一个。

说干就干。两人分别勘察，踩点，购买工具……

2005年5月16日深夜，杨建生和蔡红携带铁锤、手套等作案工具来到了刘水仙家，向一家三口和保姆伸出了罪恶之手！可怜的刘水仙估计做梦都没有想到，她一时热情的相助，竟然会给自己引来一场“灭门惨祸”。

破坏现场后，杨建生和蔡红打不开刘家的保险柜，仅翻得1000多元现金，仓皇逃窜。

36小时后，他们双双被郑州警方抓获。

2005年6月，杨建生与蔡红因涉嫌抢劫罪，故意杀人罪被逮捕；2006年9月，两人均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抢劫罪终审依法判处死刑。

9月27日，行刑前，经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抢劫犯杨建生与女儿见了最后一面。